1065年冬,在山西省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都城新田的故址)古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盟书。盟誓作为一种政治活动,盛行于春秋时代,通过诸侯和卿大夫的盟誓仪式,缔结具有一定制约作用的联盟文书,即称作“盟书”,历史上也称为“载书”。《周礼·秋官·司盟》:“司盟掌盟载之法。”郑玄注: “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以上而埋之,谓之载书。”目前相继发现的大量盟书,其年代均为春秋和战国之际。《侯马盟书》、《温县盟书》等便是这种盟誓活动的实物资料。
        这种写着盟誓辞文的玉石片称之为“策”。“策”主要呈圭形,亦有长方形、方形和圆形。最长的达32厘米,最短的约18厘米。共计约五千余件,然而由于年代久远而漶漫,真正可以识读的只有650余件了。玉石片上的文字为当时手写朱迹,其中也有少数墨迹,反映了当时盟书的书写习惯。

        《侯马盟书》为毛笔书写,书体为当时的手写体。从用笔上看,《侯马盟书》并不象金文线条那样单一,由于用笔表现出提按用锋的变化,落笔重而收笔轻,收笔多出锋,犹如丁头鼠尾,极似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收入的古文,因此不由得使人联想古代关于科斗文的记载。这种起止处利用毛笔的弹性,起倒自如的用笔,显然富于情趣,所以虽为篆书,却甚有行草之动感。如果注意笔画之间的关系,我们还会发现《侯马盟书》在快写中已经出现了映带和连笔,上笔与下笔顾盼呼应,气势连贯,开后世草书之先。可以说《侯马盟书》是篆书通向隶书的第一块界碑。古人云“篆之捷隶也。”如果将《侯马盟书》称之为草篆,那是当之无愧的,并且因此可感觉到由篆向隶演进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