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结束了长期纷争的局面,创建了显赫一时的大秦帝国。初并天下,秦始皇即采取了巩固统一的一系列措施: 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推行共同的文字、规定划一的度量衡和车轨的标准、统一币制与亩制等。为了“示强威、服海内”,并昭示“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万世之功”、不朽之业,秦始皇还亲率李斯等大臣出巡郡县,登山涉水,立碑刻石,以纪圣意,以颂帝德。前219年四次东巡,先后登临峄山(在今山东邹县境内)、泰山、之罘[音符fú]山(在今山东烟台市北)及琅玡台(今山东诸城),皆撰文刻石。前218年,再次登临之罘并刻石。前215年,东巡至碣石山(今河北昌黎),刻石于碣石门。前210年南巡,“上会稽(今浙江绍兴),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几次出巡,都具有广泛的意义。从书法上来看,秦始皇刻石不仅保存了秦代书法的面目,而且对后来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原因,秦刻石未能完整保留不来。《峄山刻石》原石早已不存,唐人封演的《闻见录》上说魏武帝曹操登山时曾“使人排倒之”。但碑文尚存,“历代摹拓之,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所以杜甫诗中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见《 李潮八分小篆歌》) 之句。可见唐人就只能见到摹刻本了。唐摹本也未流传下来,今入能见到的是宋淳化四年(993)据郑文宝所得南唐铉徐的摹本刻石的“长安本”(此石刻现藏西安碑林)。宋赵明诚在《金石录》中对《史记》不载《峄山刻石》的原文及对徐铉摹本有所议论,他说: “其他始皇登名山凡六刻石,《史记》皆具载其词,而独遗此文,何哉?然其文词简古,非秦人不能为也。秦时文字见于今者少,此虽传摹之余,然亦自可贵也。” 《泰山刻石》至今尚有残石保存在泰山脚下岱庙内,但仅存九字。所幸有明人安国所藏165字与53字的两种宋拓本传世(现在日本),使秦刻真貌赖以残存。秦刻石中唯此碑与《琅玡台刻石》为硕果仅存者。《琅玡台刻石》明时石已中裂,未有全文本或多字本传世,旧拓本仅13行86字。残石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之罘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早已不存,只有后人摹本传世。《之罘刻石》有清人严可均按《史记》所载原文的写刻本。《碣石刻石》有清人钱泳仿南唐徐铉峄山碑笔意的写刻本。《会稽刻石》则有元人的重摹本。因非原刻,皆聊胜于无而已。
        秦刻石的书体皆为标准的小篆,乃李斯所书。《说文解字·序》云:“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秦始皇“书同文字”的重大措施,就是以秦原来使用的篆书作为根据,并进行搜集、整理、简化,而那些跟秦国文字不相合的流行于六国的大量区域性的异体字则加以废除。以秦始皇刻石为代表的小篆书法,因其独特的艺术风采而备受后人的推崇。整齐划一体现了小篆作者最高的审美理想。其点画一律线条化,圆起圆收,一般粗细,不仅一字如此,全篇也不乍肥乍瘦,而皆整齐一律。各字的大小、长短,也莫不一致。纵成行,横成列,章法也一概没有参差。这种比较严格的整齐划一,虽然以减少变化、约束个性为代价,却创造了一种单纯、匀净、和谐、有序的美。这表现了书家独特的审美追求。在延续数百年的割据纷争、破裂动乱和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才换来了统一安定的局面。为着巩固这种局势,提倡并参与整理、推行标准小篆的李斯,在书法实践中强烈追求整齐化一之美,正同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相一致,也是同他所处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秦刻石的整齐划一之所以构成一种美,很重要的方面是由于其单纯的线条匀而健、圆而劲,无处不有生动的笔力充斥其间,正如前人以“画如铁石”、“千钧强弩”所形容的那样。遒健挺拔的线与强筋健骨的构架,给秦刻石带来源源不绝的艺术生命力。
        沉着端庄,是秦刻石显示的又一艺术特征,也是书家着意表现的艺术风格。刻石以整齐的笔画作整齐的排列,在纵长的方圆内匀称地布列点画,均衡地分割空间,使结体显得端严、规整。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延长垂脚,使重心上移,自然形成上密下疏的布势,造成密和疏、实和虚、敛和放的对比,充分表现了稳重、从容之美。这是书家为顺应刻石的内容、性质和表现对象的客观的历史要求,在结体布局上的匠心独运。同权量秦简上的篆书相比,刻石小篆“形体增长”,特别突出沉着端庄的特色,正是为了同立碑刻石的历史创举、宣示秦皇圣德的强烈意识相一致、相协调。结体布局的上密下疏,垂脚纵长,不论在个体或整体上,都使居高临下之态俨然,逼人仰视之威显见。这就是前人所指出的秦刻石“其形端俨”所包含的一种深沉意蕴。秦刻石的沉着端庄之所以能产生感人的魅力,是它沉着而不刻板,端严而有生气。其字里行间自有纡徐婉畅之书势在。整齐划一的线条贯彻一字以至一篇之始终,就体现了一贯到底的深长笔势。上密下疏的布局更在沉着端严之中自然形成了一股盖顶而下之势。不以参差错落或牵引连绵追求跌宕放纵,而以整然有序的疏密、虚实、收放的对比,保持一种绵绵不断、无始无终的气势,虽无大的起伏和激荡,却有川流不息的悠长感、浩渺无际的开阔感。整然有序的律动,给人以平静和安详。这种纡徐婉畅的节奏既保持了帝王之尊,也是符合历经战乱而祈求安定的社会心理的。
        秦刻石在书史上的意义与审美上的价值,还在于它以立碑刻石的独有形式给书法艺术开创了新的艺术天地,赋予书法以永恒的艺术生命。殷人在甲骨上刻辞,是为了沟通人与神之间的信息,在于获得一种对神秘世界的心理感应。它只在占卜过程中有其存在的意义。商周人在钟鼎上铸铭,是在显示先灵的神威与胜利者的尊严,它只有在祭祀的隆重礼仪中或所陈列的特殊场合里才体现出它的重大价值。秦始皇在石鼓刻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巨石制碑并刻字其上立于高山绝顶,向人间,亦向山川、天地、宇宙宣告帝王的业迹和圣德,表达他长治人间世界的意愿,显示他作为人世之主的气魄威力。于是,立于高山之巅的石碑,便同天地山川、自然宇宙,连成一体。这样,主宰之人实现了同天地宇宙的联系,有限的刻石化入无限的空间,一时的登临与书写也成了永恒时间的一瞬。这里实际上还包含着面向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的人,最后得以征服与超越时空限制的一种主观意念。刻石书法以其独有的形式,表现了古人的一种超前绝后的远大目光和永远作为胜利者、主宰者的坚强信念。这种艺术形式,使刻文中“周定四极”、“化及无穷”之类的豪情壮志表现得有声有色,惊天动地。这也说明中国书法从其发端就显示出它能以有限表现无限,能由瞬间通向无穷,其表现力与生命力是具有持久性、永恒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