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内地不少人流亡到港澳;特别是在广州、中山等地沦陷以后,流入澳门境内的人更多。随着战事的蔓延,表面看来,澳门市面一片繁华热闹,实际上也受到日本侵略所造成的影响。澳门因为人口骤增,与香港、内地交通断绝,物资缺乏、住房紧张、物价昂贵,一般市民苦不堪言,很多时候当他们急需用钱便要忍痛当物付息。早期求当的人多数典当棉被、衣服鞋帽之类东西;后期工业发展时期,则是一些家庭电器如风扇、熨斗等物。一些经济非常差的,甚至连谋生工具也拿去典当应急:如一些三行工人就拿电锯之类工具去当;一些乐师则把乐器作为抵押。祇要是稍为值钱之物,当舖也会接受的,故此当舖的存在也为不少人解决了燃眉之急。一般贫苦大众,每遇经济困难时便想到当舖典当物件,这是由于他们不需用很贵重的东西就可抵押到一些金钱应急,虽然要付利息,但总胜于向人家开口借钱,当舖无形中便成了穷人的救星了。
        在四、五十年前,到当舖当物还有一种令人觉得蒙羞的观念。等钱应急的人,也不是第一个念头便想到去当舖求助的,一般都会有三个心理过渡期,就是“卖、当、借”三个阶段。遇着经济周转不灵时,倘家裏还有点值钱的东西又长期用不着的,很多人会把它变卖换钱,除非是不想永远失去它的,才会拿去当舖典押,等到经济好转时才赎回来。当时民间流行这样的几句歌谣:“有当有赎上等人(这类顾客经济能力较好,当舖可在其身上赚取可观利息,是当舖主眼中的上等顾客);有当无赎中等人(这类顾客有物典押却无力赎回,是当舖主眼中的中等顾客);无当无赎下等人(这类人身无长物,当舖做不到他们生意,便视之下等顾客。这类人平日须财应急时,唯一方法是向人借钱)。”平日不常到当舖典当的人,去到当舖门口时总要左看右看,才快速的闪身而入;如果恰巧碰见熟人,就讹称“揾(我)二叔”。因此当舖的朝奉另有一称号就是叫“二叔”。而拿物品到当舖求押,当时俗语则戏称之“举狮观图”(指举物给朝奉看的动作)。
        押业与赌业休戚相关,可说是赌业兴衰的晴雨表。一九三七年,澳门大约有三十间押店,基本上是依附赌业而存在。当时赌馆押店的经营呈现出一片热闹景象,押业大王高可宁几乎垄断了澳门的押店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