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论著。清李调元撰。李调元(1734—1802)，字羹堂、赞庵、鹤州，号雨村、童山蠢翁。四川绵州(今四川绵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由吏部主事迁考功员外郎，办事刚正，有“铁员外”之誉。历任广东学政、直隶通永道。因得罪权臣和珅，充军伊犁，幸得友人相救，免于发遣，从此家居二十余年，潜心著述。一生勤奋好学，著述达五十多种。李调元与当时诗家袁枚、赵翼和王文治齐名，人称“林下四老”。他关心地方风情和民间文艺，尤爱戏曲。不仅到处观戏，而且组织家中僮仆教习昆腔，演出《红梅记》等剧目，乾隆四十八年(1783)写成《雨村曲话》上下卷，又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写成《雨村剧话》二卷。两者体例相同，而内容有异，《曲话》是戏曲文学的评论，《剧话》则是从综合艺术的角度漫论戏剧的起源、脚色、道具、声腔和本事，偏重于考证。

《曲话》上卷论元代戏曲作品，下卷论明清戏曲家的作品。写作特点是先引前人剧评，然后再出以己见。偏重于对曲辞的评论，如评马致远为“豪爽一路”，“曲多俊语”，其《陈抟高卧》“字句音律，浏亮动人”。另如对郑光祖《王粲登楼》、乔吉《金钱记》、范子安《竹叶舟》、罗贯中《风云会》和白朴《梧桐雨》等剧中名句，均有评说。除元明北曲外，对元末明初的南曲戏文亦有所涉及，如称《琵琶记》“体贴人情，描写物态，皆有生气，且有裨风教，宜乎冠绝南曲”，对“荆、刘、拜、杀”“四大家”亦极为推崇。下卷重在评论明清传奇之作，并提出了诸多重要见解和主张。认为“作曲最忌出情理之外”，“曲始于元，大略贵当行不贵藻丽，盖作曲自有一番材料，其修饰词章，填塞故实，了无干涉也”，“曲不欲多，白亦不欲多骈偶”，要求将戏剧情节和结构处理得合情合理，而戏曲语言当质朴自然，当行本色，反对堆砌词藻，滥用典故和骈四俪六的对偶句。下卷对李渔的《笠翁十种曲》、洪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董榕《芝龛记》等作品亦均有评述。盛赞同时代作家张坚的《怀沙记》为“撮合《国策》而成，堪称曲史”。他对蒋士铨亦极为推崇，称之为“近时第一”，称他为“腹有诗书，故随手拈来，无不蕴藉，不似笠翁辈一味优伶语也”。《剧话》上卷论戏剧的体制沿革。李氏推断“戏剧”二字入诗，始于唐杜枚《西江怀古诗》，还考证了传奇、戏文、杂剧、南戏、北戏等名称的来历，提出“南戏肇始，实在北戏之先”之观点，不无见地。作者还引《庄岳委谈》以考戏曲脚色，引用《菊坡丛话》论宾白，并考述了“砌末”(道具)和各种地方戏曲声腔的源流。下卷专门勾稽戏剧作品的题材本事，主要有元杂剧《汉宫秋》、《祝英台》和一些包公戏、水浒戏等，南戏则有《牧羊记》、《琵琶记》等，明清传奇《小义记》、《浣纱记》、《十五贯》等。对各剧的故事情节，均考其出处，是重要的戏曲研究资料。

《雨村曲话剧话》在中国戏曲批评史上是一部颇有价值的戏曲论著，《曲话》部分的作家作品评论之中不乏理论思想的闪现，而《剧话》对戏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对地方戏，诸如昆腔、海盐腔、弋腔、秦腔、梆子腔、胡琴腔和山西陕西的“西曲”等均作了客观的论述，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声腔资料。

有乾隆四十九年《函海》本和《中国古曲戏曲论著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