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古文的“权威选本”。因其兼收古文和辞赋，故称“古文辞”;因其分类编排，故称“类纂”。《古文辞类纂》是中型选本，全书选录先秦至清代七百七十四篇文章，按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每一类都有小序说明这一文体的源流演变，每一篇文章都有评点。编选者姚鼐(1732-1815)是清代桐城古文的大师，这部《古文辞类纂》就是体现“桐城义法”的范本。“义法”是桐城祖师方苞所总结的古文秘诀，“义”是指要言之有物，“法”是指要言之有序，什么叫“有物”和“有序”，以及姚鼐归纳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阳刚阴柔”等，这些问题就是《古文辞类纂》要通过具体的范例来阐明的。《古文辞类纂》的特色就在于其鲜明的“派性”。选录的重点在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明归有光、清方苞、刘大櫆等人的作品，而对魏晋南北朝作家(辞赋除外)及南宋、元代、明初中期的作品一概不予选录，明清两代只选归、方、刘三家。显然，选编者的目的就是体现出“桐城义法”一脉相承的“文统”。客观而论，尽管《古文辞类纂》有这种或那种缺点，但还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在众多的古文选本中，《古文辞类纂》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姚鼐编成此书后，并未刻印，但其弟子竞相传抄，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当嘉庆二十五年(1820)首次刊刻时，姚鼐已经去世五年。近代许多名家不但熟读此书，而且有非常精彩的评点。民国年间上海刊行的《评点笺注古文辞类纂》就广泛收集了这些评点。《古文辞类纂》的流行，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也证明桐城派的理论主张有相当的市场。晚清王先谦和黎庶昌分别编有《续古文辞类纂》、民国年间蒋瑞藻编有《新古文辞类纂》，可见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