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论著。明何良俊撰。何良俊(1506—1573)，字元朗，号柘湖居士。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时贡生，曾任南京翰林院孔目。后因仕途屡不得意，遂辞去官职，专心归隐著述。自称与庄周、王维、白居易为友，因名所居曰“四友斋”。《明史》称其“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他亦自称“藏书四万卷，涉猎殆遍”，在明代学者中，其博学多闻，仅在杨慎、胡应麟、王世贞诸人之后。在诗、文、书、画艺术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对戏曲艺术也有精深的研究。著有《柘湖集》、《何氏语林》、《四友斋丛说》。

《曲说》即《四友斋丛说》卷三十七《词曲部》。全书篇幅虽短，但内容精赅。在戏曲创作上，何氏推崇“言情”之作，尝言：“大抵情辞易工，盖人生于情，所谓‘愚夫愚妇可以与知者’。观十五国风，大半皆发于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闻者亦易动听。即《西厢记》与今所唱时曲，大率皆情词也。”但何良俊的“言情”，又并不是那种“调脂弄粉”者，《曲说》评《王粲登楼》第二折“摹写羁旅壮志，语多慷慨，而气亦爽烈”，认为“岂作调脂弄粉者可得窥其堂庑哉!”据此，何良俊对《西厢记》也颇有微词，认为《西厢》“全带脂粉”、“始终不出一‘情’字”，因而“意之重复，语之芜类。”《曲说》最有价值的理论思想是“本色论”，他评曰：“《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又评《倩女离魂》曰：“清丽流便，语入本色”，评《丝竹芙蓉亭》“通篇皆本色，词殊简淡可喜”，评《虎头牌》“情真语切，正当行家”。所谓“简淡”、“情真”，即是何氏所谓“本色”的两个首要特征;除此之外，“本色”者还须有“意趣”、“蒜酪”，他评《琵琶记》云：“高则诚才藻富丽，如《琵琶记》‘长空万里’，是一篇好赋，岂词曲能尽之，然既谓之曲，须要有蒜酪，而此全无，正如王公大人之席，驼峰、熊掌、肥腯盈前，而无蔬、笋、蚬、蛤，所欠者，风味耳。”在这里，何良俊认为高则诚以赋法作词曲，专弄学问，而缺少“风味”，这也非“本色语”。因而词“简淡”，情“真切”，再加上有意趣之“风味”，便是《曲说》之所谓“本色”的基本内涵。这个观点对后世影响颇大。

《曲说》的作家作品评论也较有特色，其中主要的有关于《西厢》、《琵琶》和《拜月亭》的评论及对“元曲四大家”的评价问题。关于前者，《曲说》认为，《西厢》《琵琶》固然是好的戏曲作品，但均是“本色语少”，而《拜月亭》在这一点上则优于《西厢》和《琵琶》。何良俊对《琵琶记》的批评更多，而对《西厢》，虽然本着提倡“本色”的主张而批评其“带脂粉”之气，但在具体分析中则亦称其“妙处亦何可掩”，并高度赞扬了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关于《西厢》、《拜月亭》、《琵琶记》三者的孰优孰劣，在明中叶曾引起了一场争论，《曲说》较早地涉及了这一问题，因而在后来引起了颇多争议。关于“元曲四大家”，《曲说》曰：“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这个观点在戏曲批评史上也较独特。在文辞与音律的关系上，何良俊提出“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协”，非常强调音律的重要性，开沈璟曲学之先声。

1912年上海国粹学报社印行邓实所编《古学汇刊》，其中摘录《四友斋丛说》之“词曲”部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中论曲部分，辑为《何元郎徐阳初曲论》，1940年任二北编《新曲苑》，抽出何氏部分，独称为《四友斋曲说》。1959年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题为《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