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清叶燮撰。四卷。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已畦。江苏吴江人。清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宝应知县。后被劾弃官，归居吴县横山，学者称横山先生。《原诗》分内外篇，附于《已畦文集》内。近人丁福保编入《清诗话》中。

这是一部能建立自己体系的精心著述，特别是内篇，突破了北宋以来一点一滴论诗的“诗话”体裁，能以文学史家的眼光，用长篇论述的方式阐明诗歌主张，其理论体系是相当完整的。

叶燮认为诗歌的发展，是“踵事增华”，因时“递变”。明代拟古主义者将某一时代的诗歌奉为最高典范，进行“临帖式”的摹仿。清代初年，仍有“模棱汉魏，貌似盛唐”的不良诗风。叶燮在《原诗》的开始，就着重批判了他们“《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黄初;其余诸体，必唐之初、盛而后可”(卷一)的论调，指出“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卷一)。他认为《风》《雅》由“正”到“变”，是“时有变而诗因之”，是一种发展。诗既是因时而“递变”的，因此一个时代的诗歌应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一个人的创作应有自己的特色：“盛唐诸诗人，惟能不为建安之古诗，吾乃谓唐有古诗”，“惟子昂能自为古诗，所以为子昂之诗耳。”(卷一)他肯定在“变”的过程中，“因”和“创”、“沿”和“革”的总趋势是“踵事增华”，因时“递变”，越变越好越丰富。他说，古代诗歌，“一增华于《三百篇》，再增华于汉，又增于魏，自后尽态极妍，争新竞异，千状万态，差别井然。”(卷一)“夫惟前者启之，而后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之而广大之。”“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人无后人，何以竟其引伸乎!”(卷二)对继承与革新、古与今的统一关系，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看法。

叶燮认为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应是客观的事物——“理、事、情”。他说：“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卷一)他解释说：“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草木气断则立萎，是理也;萎则成枯木，其事也;枯木岂无形状，向背、高低、上下，则其情也。”(卷一)从这些比喻中可以看出，“理”是指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规律，“事”是指事物的客观存在，“情”是指事物的情状、形态。叶燮认为，天地之大，古今之变，其道万千，但都可以用理、事、情三者来概括。很显然，这里所指的理、事、情，是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事物“形体之万殊”和“万有之变态”，因此，反映“理、事、情”的诗歌，就必须多样化，有新意，有独创性。

叶燮认为，诗歌的创作，要“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他说：“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诗歌怎样“表天地万物之情状”呢?他对诗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认为诗人所表现的“理、事、情”，要“虚实相成”，“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却又更“妙于事理”。因此，诗歌的创作，要“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卷二)。就是说，诗歌所表现的“理”，是“幽渺”的，是“至虚而实，至渺而近”，又能“灼然心目之间”。诗歌所表现的“事”，是“想象”的，并不是“有是事之为事”，而是“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诗歌所表现的“情”，是“惝恍”的，是隐隐约约，似曾相识，几乎可以触摸的。叶燮认为，诗人必须“得此道而通之”，写出的诗歌才能“含蓄无垠，思致微渺”，“言在此而意在彼”，成为“理至事至情至”之作。这是叶燮对文艺创作的艺术构思、形象思维特点的探索。

叶燮认为，要写好诗，诗人的“胸襟”——“才、识、胆、力”极为重要。诗歌反映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理、事、情”，那么，诗人怎样才能将“妍媸万态”、千变万化的事物，通过自己的艺术构思，写成好的诗歌呢?叶燮极为强调诗人的主观作用，即诗人的“胸襟”问题。他将这归纳为“才”、“识”、“胆”、“力”。他认为，如果诗人没有这种“胸襟”以为基，“何异乎凭虚而作室也”。因为必须以“在我之四”(才、识、胆、力)，衡“在物之三”(理、事、情)，才能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理、事、情”，必须通过诗人主观的“才、识、胆、力”来表现，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产生诗歌。这是他诗论独具识见的地方，也是他诗论的核心。《原诗》是继锺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以后的又一部理论性强的专著，在我国古典诗歌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清诗话》本，人民文学出版社霍松林校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