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集。又名《诗话》、《欧公诗话》、《六一居士诗话》、《欧阳永叔诗话》及《欧阳文忠公诗话》。其中《诗话》是作者原初之名，而《六一诗话》诸称，则皆为后人取便称所加。北宋欧阳修(生平见《欧阳文忠公集》条)撰。

中国“诗话”之名，起于欧阳修《六一诗话》，作者自题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说明它受传统笔记体制的影响，和士大夫茶余饭后的闲谈结下不解之缘。但是，它又与一般笔记不同，专谈诗事而不旁鹜。如郭绍虞《宋诗话考》指出：“欧氏以前非无论诗之著，即其亦用笔记体者，如潘若同《郡阁雅言》之属……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多及野逸贤哲异事佳言，知非纯粹论诗之作，故《宋史·艺文志》以入小说类而不入文史类。是则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诗话》作于熙宁四年(1071)，次年欧阳氏谢世，当为作者晚年最后之笔。又据《宋诗话考》，欧阳修官枢密副使时的嘉祐五年(1060)，曾著《杂书》九则，为《诗话》前身，《诗话》定稿之时，重加汰择整理。于此可见《诗话》之作，体例虽似随笔“闲谈”，但却自有其命意布局，论诗态度端正严肃，而非仅为谈资口实而已。《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其书以论文为主，而兼记本事。”实际是“论事论辞两难分”(郭绍虞《题宋诗话考效遗山体得绝句二十首》之二)。全书一卷，凡二十八则，篇幅不多，但却精光闪烁，多不刊之论，于亲切闲谈中见其理论光采。

《六一诗话》以具体生动的诗事来说明其诗“穷者而后工”(见《梅圣俞诗集序》)的著名论断，并强调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诗人心灵的写照。如云：“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却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为革西昆诗派的流弊，对于诗歌艺术审美规律的探索，不仅重在诗风之自然平淡，同时更重视意新语工、余味悠长的意境创造。他于师友平居切磋、谈诗论艺之言，多所记录，实际是借他人之口，以阐述自己的理论主张。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曾称：“欧阳文忠公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流畅。”实际上，欧阳修对西昆体的创始者虽有批评，却并不偏激，而颇有敬重之意，曾给予较高的文学评价。他的批评，主要是针对西昆末流的弊端而发。如云：“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迭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表现了批评家的公正态度。又云：“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意新语工”，提倡创新意识。而“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云云，更是强调诗歌含蓄蕴藉、寓意精深的形象与意境。

在具体的诗歌批评和审美鉴赏方面，此书新知卓见，启人至深。如比较苏舜钦和梅尧臣二人诗歌艺术之异同云：“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后世评苏、梅诗，深受六一翁的启迪。

此书学韩(愈)又自有心得，开拓宋诗的新路。如称：“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

当然，《六一诗话》处于诗话草创之始，误载误识，也时有所见，如讥评唐诗“夜半钟声到客船”句，拘限时地，忽视了诗歌那兴象空灵的艺术特性。类似毛病，则是榛楛勿翦，但却无关宏旨。其始创诗话之体，为后世论诗开一方便法门，源远流长，终于发展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独具中国民族特色的一种特殊论诗著作形式，并赫然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其功当不可没。

在北宋时已广为流传，故司马光有《续诗话》之作。有全集本、《百川学海》、《说郛》、《宋诗话五种》、《津逮秘书》、《萤雪轩丛书》诸本，今通行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校点精审，足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