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批评专著。南朝梁刘勰撰。刘勰(465?—521?)，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早年丧父，家境贫寒，未曾婚娶，于二十余岁时到当时京都建康，投奔钟山定林寺，依附名释僧祐，利用寺中丰富的藏书条件，研读佛典，博览群书，共达十余年之久。约于南齐末年(502)撰成《文心雕龙》，甚得当时文坛领袖兼达官贵人沈约赏识，赞为“深得文理”。旋即入梁，开始踏上仕途，初为奉朝请，后曾任临川王萧宏记室参军、太末令等职，官至昭明太子萧统东宫通事舍人，故世称“刘舍人”。晚年受命重回定林寺整理佛经，事成之后，便就地落发受戒，弃官为僧，法名慧地，不久去世。生平事迹载于《梁书·文学传》、《南史·文学传》。

《文心雕龙》体系之完备，结构之严整，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可多得，素有“体大思精”之称。全书共五十篇。其最末一篇《序志》为作者自序，对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篇章结构有明确说明。开头《原道》以下五篇为“文之枢纽”，现在一般称为“总论”，从正反两方面阐发了作者的基本文学观，是全书的纲领和出发点。以下《明诗》至《书记》的二十篇为“论文叙笔”，现在一般称为“文体论”，考查论述了诗、赋、颂、赞、杂文、史传、章表等三十多种文体的名称含义、源流演变、代表作品、写作要领。其中有些文体要求用韵，当时称为“文”，而那些不必用韵的，当时称为“笔”，故云“论文叙笔”。再下从《神思》至《程器》的二十四篇，作者总谓为“剖情析采，笼圈条贯”，但今人一般根据其内容划分为两部分：《神思》至《总术》的前十九篇为“创作论”，着重论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表现方法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序志》至《程器》的后五篇为“批评论”，着重论文学鉴赏与批评的原则、方法等。以上各部分既有不同侧重，相对独立，又相互照应，密切联系，构成一个完备的有机整体。有的学者认为，《文心雕龙》这种结构严谨的思维方式，可能与刘勰曾经精研佛经有关，受到古代印度佛教逻辑学的影响。

不过刘勰尽管与佛教有很深的因缘，又生活在庄老玄学余风犹存的时代，不能不受到一定的熏染，但他写作《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却是儒家的。他在《序志》篇中说自己在三十多岁时曾梦见孔子，“随仲尼而南行”，以之为莫大的荣幸，表现出他当时对这位儒家圣人的仰慕崇拜。他撰写《文心雕龙》一书的动因，是由于晋宋以来文人们追奇好异，雕琢刻镂，辞采华艳，内容空虚，违背了“圣人”的文学宗旨，因而奋起“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意欲矫正这种“讹滥”的文风。而矫讹之术，只能从儒家思想中去寻找。他直言不讳地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文心雕龙》开门见山的三篇，便是《原道》、《征圣》、《宗经》，其中关键是“宗经”，因为儒家经典不仅在思想上体现了“恒久之至道”，在艺术上也是“文章奥府”，是万古不变的最高典范。矫革不正文风固然值得肯定，但“宗经”却表现出刘勰文学思想保守的一面;同时由于“宗经”，他对屈原作品又做了较多的贬抑与疵求。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刘勰毕竟生活在文学已经“自觉”的时代，他又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十分重视文学的审美艺术特性，因此他的“宗经”令人觉得不过是一面虚晃而过的旗帜，在这面大旗下着力阐扬的是与经典无关的真正的文学规律和“衔华佩实”的审美理想，即要求文学创作不但要有充实的内容，也要有优美的形式。同时又由于他持有“唯务折中”的思想方法和“通变则久”的文学发展观，因而对于魏晋以来出现的诸如声律、章句、对偶、用典、练字等形式美，都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深入的探讨，完全不同于当时的一些文学复古主义者。

“创作论”与“批评论”是《文心雕龙》的精华，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主客观条件和规律。如《神思》是“创作论”的首篇，也是“创作论”的纲领，着力探讨艺术构思的形象思维问题，指出作家的想象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超越具体时空的限制，并“神与物游”，不脱离具体的感性形象。《体性》篇分析了作品风格(“体”)与作家个性(“性”)的关系，指出因为“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的不同学养气质，便形成云谲波诡的不同风格，并将这些各异的风格归纳为“典雅”、“壮丽”等八种类型。《风骨》篇总结了前代优秀作品的创作经验，针对当时文坛柔靡虚华的状况，指出文学作品要有“意气骏爽”的“文风”和“结言端直”的“文骨”，以及这种刚健有力的文学风骨的形成过程。《通变》篇论文学创作中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指出既要“参古”，即吸取过去的优秀经验;又要“酌今”，即采纳当代文学探讨的新成果，方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情采》篇论“文质”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认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情”、“采”既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又要以“情”为主以统摄“采”，主张“为情而造文”的有感而发，反对“为文而造情”的无病呻吟，徒骋华辞。另外，“创作论”中还探讨了诸如“声律”、“章句”、“丽辞”、“练字”等纯形式问题。刘勰对文学创作过程与规律的探讨，既建立在对古今文学作品分析的基础上，又吸取了前人的有关论述，加以权衡折中，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

刘勰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贯穿着《文心雕龙》全书，而以《知音》篇最为集中。所谓“知音”，就是要求批评家理解作家创作的甘苦和艺术规律，摒弃批评中的主观任意性，并提出在具体评论作品时的六个着眼点(“六观”)，客观全面地评判作家作品。

《文心雕龙》是对齐梁以前文学创作经验的全面总结，就其系统性来说，后世的文论著作很难为继。它的主要局限是过分强调“宗经”，把儒家经典的文学性说得太高，甚至牵强附会。它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影响极其深远，隋唐以后，代代有所论及，大都推崇甚高，如清章学诚评为“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文史通义·文德》)。包世臣评为“大而全编，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艺舟双楫叙》)。鲁迅则以之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说二者都“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转引自《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肯定了它在世界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解放以后，特别是十年动乱以后，《文心雕龙》研究臻于极盛，专著、论文层出不穷。侧重于理论探讨的则有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等。在这种学术气氛中，“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于一九八三年成立，已召开年会多届，国际研讨会两次，出版《文心雕龙学刊》六辑。在同一时期，台湾对《文心雕龙》研究也很火热，王更生的《文心雕龙研究》、李曰刚的《文心雕龙斠诠》等可为代表。《文心雕龙》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在日本，不仅出版了多种《文心雕龙》译注本，且有大量研究论文发表。另外，美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以及原苏联等国，也或有译本，或有论著面世。

现在所能见到的《文心雕龙》最早版本是元至正刻本(此前有敦煌莫高窟唐人草书残卷)，最早的注本是清黄叔琳的辑注。解放前出版的专著中，以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影响最大，其资料的丰富繁密，至今无出其右者。解放以后，则有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