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通释
楚辞研究著作。十五卷。清王夫之撰。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七有传。明末崇祯举人,明亡,仕南明桂王为行人,遭受奸人的谗害。曾举兵抗清,后隐居衡山石船山,拒不仕清,杜门著书。学识渊博,遍涉天文地理历算,文史哲俱通,尤其在哲学上反对程朱理学,成就为大。诗文词兼工,著作丰富,后人汇成《船山遗书》,有一百余种,三百五十八卷之多。
《楚辞通释》在编排上,卷一至卷十二与王逸注相同,卷十三至卷末与王注有异。卷十三和卷十四为江淹的《山中楚辞》、《爱远山》,卷末则为王夫之自作的《九昭》。他认为贾谊的《惜誓》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尚“得屈宋之遗风”、“绍楚辞之遗韵”,故予保留。“而《七谏》以下,无病呻吟,蹇涩肤鄙之篇,虽托屈子为言,其漠不相知,徒劳学步,正使湘累有灵,实应且憎”,故删去不录。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同意朱熹的看法。
此书各篇均有解题,先列王逸之说,后说自己之见,有的同意王注,有的则驳正王注之讹。这些驳正之论往往十分精彩,引人注目。如他反对王逸说《天问》“文义不次序”,认为“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求往古,终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并进而概括此篇主旨为“有道而兴,无道而丧”。他亦反对王逸谓《九歌》有“风谏”之意,驳之曰:“今按王逸所言托以风谏者,不谓必无此情……熟绎篇中之旨,但以颂其所祠之神,而婉娩缠绵,尽巫与主人之敬慕,举无叛弃本旨,阑及己冤,但其情贞者其言恻,其志菀者其音悲。”“《九歌》以娱鬼神,特其凄悱内储,含悲音于不觉耳。横摘数语,为刺怀王,鬼神亦厌其渎矣。”指出王逸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不免亵渎。如果说《九歌》中夹有一些悲音,也只是不自觉地流露,而断非讽刺怀王。这样理解,比较准确地把握《九歌》为祭祀乐歌的特点。他又认为《礼魂》不是单独的篇章,而是其他各篇的共同结尾,为“送神之曲”。这一说法得到闻一多的响应,并进而以为《东皇太一》为各篇共同的开头,为“迎神之曲”。如此则《九歌》恰为九篇。又如,他认为《卜居》是“屈原设为之辞,以章己之独志也”,“故托为问之蓍龟,而詹尹不敢决,以旌己志”,“而王逸谓其心迷意惑,不知所为,冀闻异策,其愚甚矣”。所论甚中肯綮。
又如论宋玉《九辩》,谓其“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玉虽俯仰昏廷,而深达其师之志,悲愍一于君国,非徒以厄穷为怨尤。故嗣三闾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既指出屈宋之间的继承关系,又概括《九辩》独特的艺术特征及其在辞赋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凡此都能启迪后人深入理解屈宋辞赋。
此书的注释根据作品的段落层次,先释词句,然后分析其含义,简洁明了,时时发挥独到之见。如释《离骚》“蹇吾法夫前修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曰:“原之沉湘,虽在顷襄之世,迁窜之后,而知几自审,当怀王之时,矢志已夙密,于此见之。君子之进退生死,因时以决,若其要终自靖,则非一朝一夕之树立,唯极于死以为志,故可任性孤行,无所疑惧也。”对于屈原在《离骚》中即已决心一死而至顷襄王时方才自沉,其酝酿时间如此之久,人们往往难以理解,故对彭咸是否水死表示怀疑,那么王夫之对屈原生与死的分析就为读者提供了思路,解答了疑难。
又如对于《离骚》中“兰”与“椒”的分析亦甚精辟,谓兰、椒、
王夫之反对明末黑暗政治,坚持反清立场,故在字里行间时露感慨。如《离骚》“哀众芳之荒秽”下曰:“此周公鸱鸮取子之悲,所不能已,李杜戮而党锢兴,赵朱斥而道学禁,盖古今之通恨也。”《天问》“汤谋易旅,何以厚”四句下曰:“夏后为羿所灭,少康依于斟寻,此有夏覆舟之前鉴。使桀能以为戒,则汤将何道取之乎?所谓殷鉴不远,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也。”这些都是针对明末清初的形势而发的感慨。
《楚辞通释》的缺陷是用后代道教炼丹养气之说来解释富于想象的诗句。如《离骚》自“远逝以自疏”以下,谓:“君心已离,不可复合,则尊生自爱,疏远而忘宠辱,修黄老之术,从巫咸之诏,所谓爱身以全道也。以下皆养生之旨,与《远游》相出入也。”因此便有“龙吞虎髓,龙虎匹合交媾而与神遇,则三花聚顶”、“和气守中,长生之玄诀也”之论。《远游》中,则更多“金液还丹”、“龙虎合,铅汞化”、“一色真铅”等道教术语。如此理解则《离骚》一篇不免支离破碎,而《远游》几乎等同于养生炼丹的道书了。
较好的有民国影印的《船山遗书》本;通行的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排印本,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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