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政坛和文坛的风云人物。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少年得志，十一岁考中秀才，十六岁考中举人，主持广州乡试的考官当即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这位来自广东新会乡下的少年才子。十八岁时慕名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听康氏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耳目一新，思想为之一变。1895年，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梁启超随康有为发起了史称“公车上书”的请愿行动，名震朝野。此后，追随康有为，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在长沙主持时务学堂(蔡锷将军就是第一班年龄最小的学生)，鼓吹变法维新，成为新党的头面人物，与康有为合称“康梁”。梁启超曾经鼓吹“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在东京主编《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君主立宪，指点江山，评论时政，一直到民国初年，都是舆论界的“骄子”。其文章脍炙人口，风靡一时，被人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1905年，清廷发表“预备立宪”的上谕，并派出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欧美宪政，这五位大臣却对所谓宪政一窍不通，只得暗中请当时还被清廷明令通缉的“宪政专家”梁启超代为起草了一份“宪政考察报告”，回国交差。民国建立后梁启超返国，进入政界，创建进步党，曾先后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与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在袁世凯称帝前夕，梁启超撰写了一篇唱对台戏的文章，袁世凯得知后，急忙派人找到他，要以二十万大洋的巨款，买下这篇文章，当即遭到拒绝。梁启超不顾袁世凯的百般威逼，将此文在报上公开发表，轰动一时，被人视为“讨袁檄文”。之后，他又策动学生蔡锷在云南首举反袁护国的义旗。二十年代他退出政界，埋头从事学术研究，为著名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导师(另三人是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之一。梁启超精力过人，兴趣广泛，旧学新学，政治、经济、史学、哲学、宗教学、文学、法学等等，甚至连所谓“声光电化之学”，无不涉猎，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文集《饮冰室合集》多达一百四十八卷，还并不是他著述的全部，就已有一千四百多万字，可谓“著作等身”的“千万富翁”。曾有人写了一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请梁启超作序，他兴致一来，说古论今，东西比较，几天的时间竟洋洋洒洒写了六万多字，几乎跟原书不相上下，于是干脆单独成篇，这就是至今仍负盛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梁启超思想博杂多变，连他自己也把握不了，他有一句口头禅：“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其前后矛盾，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