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诗学的基本观念。语出《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上古时代，诗乐一体，类似现代的歌曲，“诗”就是歌词，歌词表达意义，这就是“诗言志”的本义。《史记·五帝本纪》就作：“诗言意。”上古时代的乐歌后来被汇编为《诗经》，孔子曾以它作为教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就将诗人所表达的意思“纯洁”化了。汉代经学家认为古诗有三千篇，孔子取其“可施于礼义”者，删定为三百篇，编为《诗经》，以垂教后世，甚至认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就将诗人所言之志“崇高”化了。出于汉儒之手的《诗大序》更明确地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样，所谓“诗言志”就变成一个具有确定的政治和伦理内涵的命题，即诗应该表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而非“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就是说，自从孔子以后，儒家就给“诗言志”这一本来没有特定内涵的表述注入了政治和伦理的意义，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基本命题，现代学者朱自清曾将其称作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简言之，“诗言志”说的是表现“德性”，表现“志意”，翻译成现代语就是：道德情怀和政治思想。于是在魏晋时代，陆机提出“诗缘情”的说法，主张诗表现个人的情感，与传统观念相对抗。尽管如此，“诗言志”的正统地位却难以动摇，因为在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诗作者并非今天所谓“诗人”，而是官员或候补官员，他们更多地是将诗作为表达政治抱负甚至政治见解的一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