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文体革新运动。所谓“古文”，与“骈文”相对，指奇句单行、不讲对偶声律的散体文。六朝以来的文坛，骈文风行，不但抒情写景一类的文章完全骈偶化，连奏议、论说、书信等日常习用的公私应用文也都讲究起“骈四俪六”来，好象不如此便不足以为文似的。齐梁之间的人有“文”“笔”之分，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据此，骈文为文，散文为笔。从纯艺术的角度说，骈文对声律词藻的追求，无可厚非;关键问题是，在古代中国，“文章”并非只是今天所谓文学创作，更多的是具有实用功能的应用写作。这就要求文章首先要能自由、自如、自然地表达思想或感情。显然，注重声律对偶和词藻典故的骈文难以达到这种要求。事实上，北朝时西魏朝廷就有意提倡比骈文更自由的文体，宰相宇文泰命大臣苏绰仿照《尚书》的散体风格，作《六条诏书》和《大诰》两文;隋文帝也曾通过行政手段来反对骈四俪六的文风，但均未成功。到了唐代，骈文依旧盛行，连科举考试也采用的这种文体。盛唐以后，社会由盛而衰，一些士大夫力图通过复兴儒学来挽救颓败的世风，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就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复古的主张，其所谓“古”，不但包括古代的儒学，也包括古代的散体文。有人甚至建议科举考试废除诗赋，改用散体文。但“古文”之成为运动，并最后取得成功，是与韩愈分不开的。韩愈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纯文人，他之提倡古文，首先是为了“明道”，为了准确、晓畅地发扬光大历圣相传的“古道”。韩愈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主张，写出了一篇篇情文并茂、文理俱佳的散体文，证明了“古文”的表现力和生命力。同时的柳宗元，虽然并不属于韩愈那个作家群体，而且由于他长期贬谪南方，远离当时的文化中心，故其影响没有韩愈那么大，但他对古文运动却有着独特的贡献。后来“韩柳”并称，韩文雄奇，柳文幽丽，都是后代古文家推尊的典范。但是，无论韩愈，还是柳宗元，都是在儒学复古口号下提出变革文体的主张的，并非“为文体而文体”，就连“古文运动”这个名词也是现代学者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赠送给他们的。他们所提倡并实行的文体革新实际上只是唐代儒学复古运动的一个侧面。这一点用心，古人是非常清楚的，如苏轼就称赞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现代学者却多肯定其文体革新的意义，而对其“文以明道”的主张大不以为然，这也许是韩愈本人万没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