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出现的新诗潮。所谓“新乐府”，又叫“新题乐府”，指唐代诗人即事名篇所创作的乐府诗，与汉魏乐府及后人袭用古题所作的乐府诗相对。据说，汉魏乐府的特点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一传统在六朝至唐初却因“嘲风雪，弄花草”的诗风流行而颓靡不振。盛唐诗人杜甫有感于此，便以乐府诗体字句参差、自由灵活的形式，“即事名篇”，来针砭现实，如《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新题乐府，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新乐府”的概念。随后，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元结还提出诗歌应该“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的主张。这些都可视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先声。唐宪宗即位后，曾经颇思振作，这对步入仕途不久的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绅等人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彼此唱和，相互呼应，要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反映各种社会问题，于是就产生了一股新诗潮，现代学者胡适在所著《白话文学史》中首先将其命名为“新乐府运动”。“新乐府”概念的形成，始于李绅(“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作者)的《新题乐府》。元和四年(809)，李绅写了《新题乐府》二十首，送给元稹，元稹读后说：“雅有所谓，不虚为文。”自己也仿照这种形式写了十多首，白居易热烈响应，写成五十首，并题为“新乐府”，正式启用“新乐府”一名。白居易将新乐府的创作推向高潮，而且系统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诗歌运动的理论主张，所以被后代视为“新乐府”的代表人物。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其目的是“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道人情”。这实际上就是儒家正统的文学主张，就是要以诗歌作为参加政治的一种方式。他们所创作的“新乐府”也确实在实践这种主张，举凡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包括非常敏感的问题，都被写入了“新乐府”。尽管现代某些学者从纯文学欣赏的角度出发，对这种主张和这些创作大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将诗歌作为政治工具是文学的悲哀，但设身处地，我们不难想象这一新诗潮在当时震聋发聩的作用。当时没有新闻媒介，白居易等人实际上是以诗歌的形式来报导社会问题，发表评论，类似所谓“诗报告”或“报告文学”。白居易等人并非“遵命”图解朝廷政策，而是因有一种使命感和信念，便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以求得以改善。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创造供艺术欣赏的美文学，而是揭露、针砭、讽谕。就是放到现在，如果有这样的诗人，我们也会对其表示极大的敬佩。现代读者不会从纯文学欣赏的角度去批评“报告文学”，同理，也不应该从这一角度苛求“新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