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不只是一位文学家，他有实际的政治才干和军事知识。他到了南方以后，写了很多奏疏，提出了北伐的计划。辛弃疾的政论以《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为代表。“符离之败”后，宋孝宗气馁了，时辛弃疾任江阴签判，献《美芹十论》给孝宗，强调“虏不足虑”，说明金人根本不能统治北方，他们外强内虚。辛弃疾满怀爱国的热情，分析了敌我形势，具体作出了恢复中原的计划。

《美芹十论》共十篇：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前三篇分析敌人情况，后七篇提出巩固实力和反攻的措施。他认为敌人的兵力不多，而且分散，北方广大，也无法统治。北方有人民义军，金人的部队又多是北方中国人，只要南宋一进攻，他们都会一举响应。其《审势》篇谓，形与势为二，以形论则虏强大，以势论，虏不足虑。明确指出虏有“三不足虑”。《察情》篇谓，敌三不敢必战，然又有三必欲尝试。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指出要认识敌人奸诈，“惟其实欲战，而乃以和狎我；其实欲和，乃以战要我。”必须使战与和的主动权操我手中，采取主动，使可和则和，可战则战，而主要力量在于积极备战。在《自治》篇里，他驳斥了“南北有定势，吴楚之弱不足以争衡中原”的谬论。有人荒谬地提出自古南方北伐不能取胜，还举出诸葛亮、孙权等历史人物作例证，他批驳了这种失败主义的论调。他提出两项决策，一绝岁币，二都金陵，这样必然引起金人的恼怒，向我求战，来侵犯我。我们以防卫为进取，三军之气振作，人民的力量可以动员，就可操必胜之券，乘胜反攻。先集中兵力恢复山东失地。他认为国君信任大臣，必须“久任”，必须信任爱国之士，不因为一时挫折便废置他，如张浚。但他的主张落空了，朝廷“以构和方定，议不行”。

辛弃疾是有政治才能、军事策略而能高瞻远瞩的爱国者，从这篇具有卓然独立价值的《美芹十论》可以看出来。而尤可惊讶的，这时他才二十六岁。

《美芹十论》未受重视，辛弃疾并不灰心。1170年，他写了九篇进给宰相虞允文的《九议》。《九议》作为《美芹十论》的续篇，也包括前面十篇的主要论点，加以补充和修正。但同样没有被重视。

辛弃疾在任地方官时，注意人民深受的剥削之苦，他上过许多奏疏，说明应当改善人民生活，减轻赋税。1179年上孝宗的《论盗贼札子》就是这方面的政论文章：

州以趋办财赋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吏以取乞货赂为急，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剽夺害之。民不为盗，去将安之？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刬荡，譬之木焉，日刻日削，不损则折。欲望陛下深思盗贼之由，谋求弭盗之术，无徒恃平盗之兵，申饰州县以惠养元元为意。

这反映了南宋阶级矛盾的真实情况。从这里可以见到，辛弃疾是同情人民的，且指出：“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症结在于消除腐朽政治。而宋孝宗的“手诏”却谓“夫国家张官置吏当如是乎？且官吏贪求，自有常宪，无贤不肖，皆共知之，亦岂待喋喋申谕之耶！今已除卿帅湖南，宜体此意，行其所知，无惮豪强之吏，当具以闻。朕言不再，第有诛赏而已。”

这些政论文章，外有北伐中原抗敌的策略，内有解决阶级矛盾的主张，但都没有被采纳。他经历南宋的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偏安小朝廷的局面已经形成，统治者无大志，所以，辛弃疾并不能施展他的抱负。可惜他的慷慨激昂、反复陈说的建议，没有得到皇帝与宰相的重视，他终身见不到自己的策略、主张的实行，他自己没有能够建功立业，终于感慨地说：“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在上饶闲居时便自号稼轩了。

辛弃疾的政论，不能算是文学作品，但可以看出他的散文的特色，也可看到他的思想和才能，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