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宋诗承唐诗而变其风格，用散文笔法，参以说理。但宋代的词，最为发达。以抒情为主，情感热烈。词是文人结合乐府歌曲而产生的，接近于俗文学，加以提高发展，在诗外另辟一个园地。

二、词的定义：配合音乐歌曲的有一定格律的用长短句形式的歌辞。

词=辞。曲与辞的名称，古已有之，均为乐曲。惟宋词，或称小词，或称小曲，是唐宋乐府歌曲。

三、小曲源于唐代。崔令钦《教坊记》，小曲已近三百。从中唐起，晚唐五代文人已发展词(小令)。

四、词曲为各地民歌，各民族的乐曲，经乐府机关为教坊收集，配合乐舞而发展的。与妓乐的关系，为侑觞之小曲。文人引为文艺作品。俚曲淘汰，见于敦煌手卷(晚唐至北宋)。

五、词的产生缘于都市繁华，商业化的都市。唐代的长安、洛阳、扬州，多歌妓。宋代的汴京、临安、扬州、成都等商业中心，奢华享乐的生活，太平景象。

六、惟唐代歌妓往往唱诗，如大曲中唱唐代诗人绝句，如〔杨柳枝〕等小曲也是七言绝句句法。到宋代大曲句，如〔杨柳枝〕等小曲也是七言绝句句法。到宋代大曲小曲均用长短句句法。

长短句是五七言的解放，同时词有格律，不但句法一定，平仄也讲究，又是一种束缚。在解放与规律中成为一个诗歌艺术的类型。

七、宋代歌妓的普遍。教坊伎：男乐工、女歌唱者。男伎，女妓。官妓：各州县的官妓。家妓：民间妓女，乐户，酒楼茶馆的卖唱者。俚曲必定很多，词牌亦必定很多。不过现在保存下来的词，都是文人高雅的作品而已。

八、文人为歌妓作小词风气的普遍。举苏轼、欧阳修、晏几道为例。

柳永的流连坊曲，专作词曲，为词曲专家。

九、词的体制。小令，中调，长调。

令，引，近，慢，犯。(大曲摘遍，集曲)

十、词的思想内容。词原来是俚俗小曲，最初抒写共同的感情，以相思、别离、四季景物、及时行乐为题材。后来才扩大它的内容，变成抒写个人感慨的词，加入咏怀式的思想内容(主要是苏轼以后)。

十一、北宋文人词的分期与前期词人。

宋代文人在韵文方面，也可以说在诗歌方面，另外开辟了一个园地，就是词。词是以抒情为主的小曲。入乐歌唱的。歌曲是最能抒情的，无论合唱的歌、独唱的歌，强烈地发抒人的感情。合唱的发抒了集体的共同的感情，起共鸣作用。独唱的歌曲，倾诉内心的激动，类乎戏台上的独白。宋人的词，性质同于前代的乐府歌曲，不过体制短小，专以抒情为主，不像前代乐府歌曲有长篇叙事的。(连章应用词来叙事，也须夹杂散文。)

宋人称词为小词，也称小曲，也称曲子。就其文词而言，谓之词;就歌曲整体来称呼，称它为小曲，或曲子。属于乐歌的范围。宋人通称词曲，原无分别。在文学史上硬把金元以后的新生俗曲称曲，而把宋代的曲词称词。那是文学史上的名称。

曲的名称原来就有，例如汉代有相和曲、清商曲等。配合琴的称琴曲，配合琵琶的又有琵琶曲。那是指某一大类的歌曲。个别的歌曲例如《襄阳曲》、《乌栖曲》、《明妃曲》等，或为歌曲或为诗篇的名称。至于词的名称也自古有之，例如配合《陇头歌》的称《陇头歌辞》，配合《折杨柳歌》的称《折杨柳歌辞》。歌咏木兰的，称《木兰辞》。词与辞同义，即歌曲的文辞部分，特称之为辞或词。

词起于唐代。唐明皇时代的教坊乐曲，有许多的小曲。这些小曲的来源是各地方的民歌小曲、各民族的音乐歌曲。音调曲折动听，所用的歌辞主要是长短句体，不是整齐的五七言诗体。文人开始替那些小曲作词，是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韦庄等。所以说这些小曲大量收罗采集到乐府机关里，是始于盛唐，而文人为这些小曲作词，是始于中晚唐时代。到宋代便普遍流行，成为文学体制的一个大类。

词是乐府歌曲，但是有它特殊的形式。假如我们要给词一个定义，便是词是配合音乐歌唱的有一定格律的长短句形式的歌辞。歌辞随每个乐调的声音曲折而变化其句法，获得一定的语文上的格律。单说词是长短句的诗是不够的，譬如汉乐府、李白的诗往往参差错落，可不是后来的词体，因为没有一定的格律。所谓词，每一调有一个词牌名称，例如〔菩萨蛮〕、〔蝶恋花〕等，都是乐曲的名称，有一定的句法和格律。不但管句法，并且管着平仄，不依它便不入乐，不好歌唱了。五七言诗，句法整齐，到词体发达，采用长短句的格式，并且能够运用新鲜活泼的语言，是一种解放，可是同时每个词牌，又有一定的格律。一边是解放，一边又是有束缚和规律，艺术性就在这里。本来诗歌是格律化的语言。没有音乐性的回旋曲折，就不成为诗歌了(古典的诗歌原理在此)。

唐代的教坊乐曲，有小曲、大曲。大曲如〔甘州〕、〔凉州〕、〔伊州〕、〔水调〕、〔六幺〕等等。采用五七言绝句入内歌唱。小曲如〔菩萨蛮〕、〔调笑令〕、〔抛球乐〕等，都用长短句词。小曲也已到三百之数。到了宋代教坊曲，无论大曲小曲都用长短句形式的诗句，这类的歌词总称为词。

唐代文人的诗有采入歌曲的，如王昌龄、高适的绝句，白居易、元稹的诗。然而到了宋代，欧阳修、苏轼、黄山谷的诗都不可以入乐歌唱(部分的可以倚琴而歌)。他们另外写许多小词，同样地可以入乐歌唱。他们写诗是一个态度，写词又是一个态度，例如黄庭坚的诗是高古派，可是他的词却是非常俚俗，尽量用俗言俗语的。

词曲在当时是俗文学，大众化的文艺。上自王公大人下至市井小民，都喜欢作词唱曲。本来民歌杂曲，散在各地，那是人民的文艺。不过那些歌曲，少人注意，没有能收集起来。宋词之所以发达，是都市繁华，伎乐发达所致。伎包括男伎女伎、乐工和歌唱者。合乐和歌唱的不分男女，不过基本上歌唱的以女性为主，而合乐的是男乐工。歌妓有教坊妓，承应宫廷宴会歌舞的;有家妓，豪门贵族的家妓;有官妓，各州县承应官场酒席宴会的妓女;有民间的妓女，在酒楼、茶馆、勾栏中卖唱的，而部分民间妓女也编入乐户，要承应官差的。所谓小令，多数是歌伎所唱的小调，劝酒的歌曲(所谓侑觞之曲)，酒令之一种。喝酒时唱曲劝酒。当时士大夫酒席应酬往往为歌妓作小词。例如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有一次府僚湖亭高会，群妓皆集。独秀兰不来，营将督之再三乃来。府僚皆不悦。其时正值初夏，榴花盛开，秀兰以一枝献座上。东坡为作〔贺新凉〕一曲，使秀兰歌之，于是府僚大悦。即“乳燕飞华屋”一首名篇也(《古今词话》)。东坡有一习惯，如果遇到知己朋友来访，他接待清谈。假如不很知己的官僚来，往往设宴招待，请些歌妓来唱歌尽欢，敷衍一番，终席不大交谈。再例如欧阳修奉使契丹，回到北京。其时贾文元公守北都，设宴招待，使官妓办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召而嘱之，妓亦唯唯。公叹以为山野。既宴，妓奉觞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公复怪之，召问所歌，皆欧词也(《后山丛谈》)。可见欧公之词，贾昌朝并未知道，而歌妓却很熟悉，亦可怪也。此虽出于小说，未必可信，但此事可能有的。足证当时士大夫设宴，妓乐普遍，而欧公词亦流传广远耳。又例如晏几道有《小山词》集，他自叙云：往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工以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付之，吾三人听之为一笑乐(《碧鸡漫志》)。士大夫生活无聊，陶情歌曲，因此产生了这类词的文学。至于柳永，他一生沉溺在坊曲声色中，度他的浪漫生活，成为词的专家、填词的能手。坊曲中有新声，即请他填词。柳词普遍流行。西夏归朝官云，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耆卿词。在开始时，词基本上是歌妓劝酒之曲。这个风气还是从唐代长安来，到了宋代更盛。

词的体制。词按长短分为小令、中调、长调，又按音乐节奏分为令、引、近、慢、犯，此外还有大曲摘遍、集曲等。

旧说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始自《草堂诗余》，分小令、中调、长调，后人因之，约略云尔。)(钱唐毛氏因而如此分划。)其实很牵强，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亦有六十字者，将为小令乎?抑中调乎?又如〔雪狮儿〕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将名之为中调乎?抑长调乎?(《万氏词律》)

至于小令与慢词，则实有区别。晚唐五代词皆为小令，慢词未起，慢词起于北宋年间。慢词有与小令同名，似由小令加拍改为慢曲者，如〔浪淘沙〕是小令，有〔浪淘沙慢〕，〔江城子〕有〔江城子慢〕。亦有与小令无关者，如〔扬州慢〕、〔石州慢〕、〔苏武慢〕等。小令有称为令曲者，如〔如梦令〕、〔婆罗门令〕、〔六幺令〕等，多数不标令字，如〔菩萨蛮〕、〔浣溪沙〕等。体制短，产生的时代早。(称令、称子、称曲等，大概是小令。)

令、引、近、慢、犯。慢、犯皆慢词。引、近介乎令、慢之间(此类曲多数被视为中调)。

引如〔清波引〕、〔青门引〕、〔婆罗门引〕。(惟〔云仙引〕长至九十八字。)

近如〔荔枝香近〕、〔祝英台近〕。

犯如〔玲珑四犯〕、〔尾犯〕(九十四字)。

词的思想内容。词原来是俚俗小曲，它的思想内容局限于相思、离别、欢情。如敦煌卷子里的词，反映商业文明和边疆作战，男女的不安定的爱情生活，以女性的生活感情为主。词最能反映封建时代的女性的感情。有它的现实性和人民性。不过词句是俚俗的。宋代的词，数量既多，题材也很丰富，大概说来，相思、离别、欢情、四时节令、四季景物、咏物。在太平时代反映都市繁华，一般人的及时行乐思想;在乱离时代，反映对过去生活的痛苦回忆。实际在苏轼以后，词的内容便已经扩大，有咏怀、怀古、登临山川、朋友赠答等等，脱离了情歌的内容，脱离了女性的生活感情，变成文人士大夫的抒情歌曲了。

北宋的词曲，其真正属于民间文艺的俚俗小词，都没有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是名家的作品和名家的词的专集。若干首无名氏或非名人的作品，见于词话所收罗的，数量极少，内容也不特殊。大概是文词可观的作品。

宋代的文人词，可以分为几个时代，就北宋一期说，可分三期：

(一)欧晏时代小令时代。

(二)柳永时代慢词渐盛。

(三)周邦彦时代大制慢词，讲究音律。

宋初出现于词坛的有几位达官贵人，如寇准，韩琦、晏殊、宋祁、范仲淹、欧阳修。其中范仲淹虽则寥寥几首，风格极高。如〔苏幕遮〕、〔渔家傲〕、〔御街行〕。〔渔家傲〕的“将军白发征夫泪”，沉郁悲壮，可以与王昌龄、高适、岑参的边塞诗比美。〔苏幕遮〕的“碧云天，黄叶地”一首，竟已为王实甫《西厢记》送别一折的蓝本。〔御街行〕的情致也很深。可说是不同凡响。有范仲淹的思想抱负方始可以写出这样的词来。

晏殊(同叔)(991?—1055)江西临川人。仁宗时宰相。诗文接近李商隐、杨亿一派，以典雅华丽见长。《珠玉词》一百二十余首。如〔浣溪沙〕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如果放在七言律诗里嫌纤巧，放在词里却很大方。诗词的体制和意境各有不同。如〔木兰花〕(又名〔玉楼春〕)的“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达而深。

欧阳修有《六一词》和《醉翁琴趣外篇》。欧词接近南唐的冯延己，有些〔蝶恋花〕和冯延己的《阳春集》中词，彼此两见，混杂不分。欧词未脱小令时代，承继《花间集》和南唐词的风格。这类写柔情的小词，是为适应妓曲而作的，同时也是发抒某方面的感情的作品。假定是体贴女性的生活感情的，并不是他自己写他的爱情生活。例如“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决非苍颜白发颓乎其中的一个醉翁。常常对镜看花，乃是设想美女的多情。他的词既能体贴女性的柔情，所以入之歌曲也是非常适合的。

晏几道(晏殊之子)，字叔原。有《小山词》。他的词多有古乐府意味，颇近《花间集》，温韦遗风。“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桃花扇》剧本摘取此三字，创造情节。而此〔鹧鸪天〕一调，后半阕尤佳。老杜诗：“夜来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此是诗，并且是夫妇的感情。至如“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则确乎是词，是小曲中的语言，是恋人的感情，不一定是夫妇了。和杜诗的表现手法，有些相同，也是脱胎换骨。不过这不是文学书本上学习来的，乃是体贴人情的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