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见于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中正则雅。”详论于张炎《词源·杂论》：“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又谓“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馀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即知“雅正”之倡，既不忘“志之所之”，不欲“为情所役”，欲纠“言情或失之俚”、“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的倾向，使之向“言志”靠拢，同时又要纠言志抒怀过度，“使事或失伉”，“叫嚣使气”之偏，使词不忘本位，固守“缘情”之苑，不至入于诗文一路，又“能摒去浮艳，乐而不淫”，以姜夔的“骚雅”为化境。“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诗大序》)。

“骚”虽是屈原忧愁幽思而作，但其“比兴之义”和“忠怨之辞”却是“同于风雅者也”(《文心雕龙·辨骚》)。故骚雅合称，揆之作品，其规讽之旨和忠怨之辞，在艺术表达上要出以“比兴之义”。而辛弃疾及其同道的词，固是言天下大事，王政废兴，不无规讽之旨、忠怨之辞和比兴之义，但当不得“雅词”、“骚雅”之评的关键，在于张炎的“雅正”、“骚雅”实乃立足于词别是一家的本色。同时又受着诗教“温柔敦厚”“合度中节”制约的本质。“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柔和。《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孔颖达《经解篇》)。而“《风》《雅》之规，典则居要，《离骚》之致，深永为宗”。(胡应麟《诗薮》)姜夔典则与深永结合的“骚雅”之风，其基本特征是合度中节，如其《诗说》所云：“喜词锐，怒词戾，乐词荒，爱词结，恶词绝，欲词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惟《关雎》乎？”这也正是张炎弃柳永和辛弃疾为两端不取，而唯姜夔独尊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