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派是清朝道光以后形成的诗歌流派，其倡导者包括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江湜诸人。由于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主张把诗歌引入了形式主义的歧途，宋诗派的倡导者们力图以诗歌模拟对象的改变来解决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因而提倡学习宋诗人苏轼、黄庭坚，再进而学习唐代的杜甫、韩愈，借以挽救自前后七子以来正统封建诗文所面临的危机。

 广义的宋诗派起源于清初，但没有多大影响，直到清中叶翁方纲对于宋诗的提倡，才扩大了宋诗的影响，使宋诗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后，程恩泽(1785—1837)、祁巂藻(1793—1866)两位正统汉学考据家又继承了这个流派，到何绍基、郑珍，莫友芝，宋诗派从诗理和诗歌创作来看已经形成流派。后来曾国藩在倡导“桐城派”散文的同时也加入了宋诗运动的行列，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使宋诗运动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陈三立，陈衍为首的“同光体”，这是宋诗运动的一个挣扎。

 宋诗派在诗文理论方面的主张有二：

 一、诗贵自得。

 何绍基在《与汪菊士论诗》一文中说： “诗是自家做的，便要说自家的话，凡可以彼此公共通融的话，都与自己无涉。”他认为诗是心声，一定是自己的感受。宋诗派的重要作家之一郑珍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说： “我诚不能诗，而颇知诗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 ( 《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 )强调说真话，表现自己的心理意识和真正属于自己的感受，这无疑是正确的。关键是怎样才能获取独特的认识和感受？其内容应该是什么？

 何绍基认为：“诗文不成家，不如其已矣； 然家之所以成，非可于诗求之也，先学为人而已矣。”意思是作者诗歌的特点是由作者的主观修养、人品所决定的，要使自己的诗歌具有自己的特点，就必须使自己的诗品与人品一致，做到文如其人，“人与文一”。

 提倡诗贵自得，“人与文一”，使宋诗派的一些诗歌写得较为出色，奠定了宋诗派的创作根基。

 二、性情和学问。

 既然作诗要诗品与人品一致，那么应该怎样培养诗人的人品呢？郑珍的回答是： “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 ( 《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既要培养自己的性情，又要靠读书充实自己的学问。何绍基也说： “就吾性情，充以古籍，阅历事物，真我自立，绝去摹拟，大小偏正，不枉厥材，人可成矣。” ( 《使黔草自序》 )亦即培养好“性情”，充以“学问，”使“真我自立”，这样就养就了诗人的人品了。

 作为诗人，宋诗派强调必须具有“性情”和“学问”这两个最基本条件。这一点，何绍基强调得极多，在《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一文中，他说： “凡学诗者，无不知要有真性情，却不知莫性情者，非到做诗时方去打算也。……若平日不知持养，临提笔时要它有真性情，何尝没得几句惊心动魄的，可知道这性情不是暂时支撑门面的，就是从人借来的，算不得自己真性情也。”

 应当注意的是，宋诗派的“性情”与袁枚的“性灵说”是根

 ·257·本不同的。理由有二：一是“性情”特别强调周、孔、程、朱的六经礼义和道学修养；二是“性灵说”本身有着明代进步的文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反叛儒家道统，而“性情”说则完全是封建的正统思想。不管“真我”也好，“真性情”也好，统统都体现着儒家的道统修养。他们作诗远离现实，读书“潜心玩索，极意考究”(何绍基语)，“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 (莫友芝语)，“谨守大家师法，不少越尺寸”(郑珍语)，这都说明宋诗派在新的历史变革面前所提倡的学问内容，在政治上是极为落后的。

 此外，宋诗派还特别强调“不俗”，反对逐时好，认为“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郑珍语)，只有“去其与人共者，渐扩其所独得者，”才能“人与文一，是为人成，是为诗文之家成”(何绍基语)。实际上，“不俗”只是宋诗派一些思想落后的知识分子自命“清高”，逃离现实的自我标榜而已。

 宋诗派倡导者们的创作实绩因人而异，而又各具一定的特色。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猿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清史稿》上说他通经史，精律算，嗜金石，精书法。咸丰二年，官四川学政时，因陈时务十二事，被清廷“降归”，从此遂不做官，历主山东，湖南书院。晚年主持苏州，扬州书局，卒于同治十三年，有《东洲诗文集》四十卷。

 何绍基的文论有着浓厚的儒学道统思想。他借用孔子“温柔敦厚”的话一再宣扬说： “‘温柔敦厚’，诗教也。此语将《三百篇》根氐说明，将千古做诗人用心之法道尽” (《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在他自己的诗集序中又声称他作诗是谨守儒家诗教的“严训”的： “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皆所不喜，亦不敢也。”但是，何作为晚清宋诗派的代表作者，其近体诗，虽还没完全摆脱乾嘉时的余习，但又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有名的七言古诗《飞云岩》以云喻石，生动地描绘了“黔南第一胜景”——飞云岩石壁的奇观妙景，想象极为奇特丰富，语言瑰异多姿，读之韵味无穷，颇得力于苏轼诗歌随意挥洒、笔酣墨畅的神韵。他的七言律诗《元象》以景喻世，深刻揭露人世间的混浊纷争，表达了他对现实社会的愤懑不平。其中的“形色千章乱昏昼，虚空一气作云烟”句，更为许多蒙受不白之冤、前程受挫的封建文人所唱叹。总之，平易朴实，雄奇奔放，这是何绍基诗歌的艺术特色。

 郑珍(1806—1864)，字子尹，晚号柴翁，贵州遵义人。道光十七年举人，官荔波县训导，与何绍基同出于侍郎程恩泽之门。郑珍精通经学，小学，做学问实事求是，不立异，不苟同。莫友芝在序他的诗时说他的诗有“盘盘之气，熊熊之光”，浏漓顿挫。这个说法是比较中肯的，因为郑做诗得力于杜甫、韩愈、孟郊和黄庭坚，往往状前人所难状之状，历前人所未历之境。他继承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用诗歌反映民间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以及贪官污吏的罪行，因而胡先骕说： “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

 郑珍的诗歌理论见解与何绍基大致相同。他的建树主要表现于诗歌创作上，不管是五、七言古诗，还是五、七言律诗，或五绝，或七绝，他挥毫即就。写情写景，绘声绘色，雄奇隽永(如《云门墱》 )； 叙事述怀，淡泊高洁，(如《黄焦石》 )。七言古诗《怀阳洞》设喻精当，构思奇特，独具匠心； 《江边老叟诗》

 ·259·则表达了诗人对于劳苦人民的关心和同情。

 综观郑珍的诗歌，风格兼平易和奇奥，但平易自然的诗歌居多，这与他学宋诗和强调自我内心的感受是分不开的。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晚号眲叟，贵州独山人。道光十一年举人。友芝工诗，善书法。其诗学黄庭坚江西诗派的“老辣”，“不尚流美，”笔力峭拔，尤多金石古籍题跋之作。在当时与郑珍齐名，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如郑珍。

 莫友芝的诗歌风格自然平易，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于平凡中见精神，象《宿独树寄芙衣》这样的诗也是难得的好诗。

 此外宋诗派还有另一个作家江湜。湜字弢叔，江苏长州(今苏州)人，生卒不详。江湜诗在当时超出流俗，古体效法昌黎，近体学习山谷。在吴中文字绮丽的年代，江湜的诗以清刚矫健，曲折洞达取胜，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延续几乎整个满清的宋诗运动在当时是落后的封建文艺的一个分支，其本质与“桐城派”完全是一致的。虽然宋诗派的倡导者们提出了一些中肯的诗理，写过一些反映社会现实，揭露贪官污吏的成功之作，但多数诗歌远离现实，或为官场应酬，写景咏物的文字，或是封建士大夫情怀之叹唱。因为他们不是从思想和生活阅历着手改革诗歌，只是企图从模拟对象的改变来解决诗歌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这就导致了新形式主义的产生。因而，宋诗派的努力，必然使传统的中国诗歌进入另一魔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