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是继浪漫主义之后，兴起于法国盛行于欧洲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和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流派。

 批判现实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资本主义代替了封建主义。一八三○年法国的七月革命，一八三二年英国的国会改革，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突出。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四年，在法国里昂接连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纺织工人起义。一八四四年七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进行了暴动。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工人发动了武装起义，一八七一年，巴黎工人在武装起义中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巴黎公社。从此以后，资产阶级逐渐丧失了进步性，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不少中、小资产阶级也受到大资产阶级的排挤而濒于破产。

 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有力地促进着各国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十九世纪关于细胞、能量转化和生物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有力推动了唯物主义在哲学斗争中的胜利，为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哲学基础；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极大地加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力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进步的作家们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客观地描写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如实地反映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矛盾，形象地再现资产阶级的兴趣、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罪恶。这样，以具体反映现实生活、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为其特征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便逐渐代替浪漫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

 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倘以巴黎公社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发展时期，后期从巴黎公社以后以至二十世纪初，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逐渐衰落的时期。

 作为全欧性文学流派的批判现实主义，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法国，便“静悄悄地走上历史舞台”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第355页)。法国著名诗人贝朗瑞( 1780—1857 )的诗歌，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因素。

 批判现实主义正式形成于一八三○年七月革命时期，法国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发源地，它的奠基人是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司汤达(1783—1842)早在《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1842)文艺论著中，就发表他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号召向莎士比亚学习，强调直接观察、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现实状况”，“给人民以最大的愉快”。司汤达还将批判现实主义理论付诸艺术实践，先后写出了《阿尔芒斯》(1827)、《红与黑》(1830)、《红与白》(1834)、《巴尔玛修道院》(1839)等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从政治角度艺术地处理当代题材，广泛地概括社会生活。《红与黑》是司汤达的代表作，也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石。

 巴尔扎克(1799—1850)是继司汤达之后，出现在法国文坛上的一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巨将，他以九十六部长、中、短篇小说组成的《人间喜剧》，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潮。《人间喜剧》广泛而深刻地描绘了一八一六至一八四八年间的法国社会，形象地揭示了封建贵族在资产阶级和金钱势力的冲击下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规律，揭露和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作品里塑造了两千多个人物，构成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风俗史，标志着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在巴尔扎克的影响下，法国涌现了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有雨果( 1802—1885)。和福楼拜(1821—1880)。这两人的创作都是由浪漫主义转向批判现实主义的。雨果写有《悲惨世界》( 1862 )、《海上劳工》( 1866 )和《笑面人》( 1869 )等。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他还写有长篇小说《九三年》。其代表作是《悲惨世界》，小说通过主人公冉阿让一生的遭遇，如实地描写了十九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法国的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和道德的虚伪。福楼拜写有《包法利夫人》( 1857 )、《萨朗波》( 1862 )和《情感教育》( 1869 )等。其代表作是《包法利夫人》，作品深刻地揭露了贵族的无耻，资产阶级的自私和教会的虚伪，真实地反映了第二帝国时代法国外省社会的面貌。福楼拜在创作上，虽然主张科学地，客观地反映现实，有继承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传统的一面，但他提出“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原则，就有悖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他在写包法利夫人时，就象医生解剖一样，冷静、客观、无动于衷。这样主张有着纯客观的自然主义的倾向，对后期批判现实主义带来了消极影响。

 英国由于宪章运动的开展和宪章派文学的兴起，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丑恶日益暴露，这就迫使作家离开浪漫幻想和历史题材而转向现实生活，于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和法国一样，在四五十年代成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主潮。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家有：狄更斯(1812—1870)萨克雷( 1811—1863 )、盖斯凯尔夫人( 1810—1865 )、夏洛特·白朗蒂( 1816—1855 )等。他们被马克思称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作品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种阶层”，“都进行了剖析。”(《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86页)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是狄更斯，其主要著作有《匹克威克外传》( 1836—1837 )、《奥列佛尔》( 1838 )、《董贝父子》( 1848 )、《大卫·科波菲尔》( 1850 )、《艰难时世》( 1854 )、《双城记》( 1859 )等二十余部长篇小说。

 狄更斯的文学创作，继承和发展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在批判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突破：他在《艰难时世》中，直接描写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指出资本家财富的“日积月累”，是建筑在剥削工人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不顾工人死活，以榨取工人血汗来“自肥自饱”。揭示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矛盾尖锐，不可调和。但他却反对暴力，宣扬“厂长要有善心，工人要有耐心”的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思想。在狄更斯的文学创作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着重描写“小人物”的生活状况，通过他们的经历和遭遇来反映社会现实，揭示阶级矛盾。如《奥列佛尔》就是通过贫民收容所里的一个孤儿，忍受不了种种折磨逃到伦敦，又陷入贼窟，最后被“好心肠”的资本家救了出来的故事，有力批判了资产阶级慈善机关的虚伪和狠毒，对贫苦孤儿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深切地同情。但作者把这种悲惨和不幸，看成是个别法律条文不好和个别资产者的心肠太坏的原因所致。这就掩盖了“小人物”受压迫的阶级根源。

 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虽然受了法国和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但由于德国政治和经济上的特点，所以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法国和英国不同。它的批判矛头主要是指向君主专制和诸侯割据，反对分裂，要求统一，主张自由和平等。

 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海涅(1797—1856)，早期是位浪漫主义诗人，由于当时革命形势的鼓舞，使他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一八四三年以后，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1844)一诗，愤怒地诅咒了“骗人的上帝”、“阔人们的国王”；表达了工人阶级埋葬旧世界的愿望和决心，海涅在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中，以讽刺的笔触揭发了封建君主的暴虐和教会的伪善，反对封建割据，抨击资产阶级市侩。诗人号召射手，射落普鲁士政府的“大鹰国徽”。他把当时的三十六个封建领域称作“三十六个粪坑”，要求人们清除“积粪”；诗人把科隆教堂比作“精神的巴土底狱”，号召人们把它“改变成一间养马的厩房”。

 巴黎公社之后，欧洲文坛上出现了战斗的无产阶级文学。后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受到自然主义和颓废主义文学的影响，批判锋芒较前减弱。而悲观主义、个人主义和改良主义色彩大大加浓。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日趋衰落。

 后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家作品有：

 莫泊桑(1850—1893)是法国后期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写有《羊脂球》、《菲菲小姐》、《俘虏》、《米龙老爹》、《项链》、《在乡下》、《寂寞》、《我的叔叔于勒》、《她的一生》、《漂亮的朋友》、《温泉》等二百多篇长、中、短篇小说。其中脍炙人口的是《羊脂球》和《项链》。前者以普法战争为题材，通过“体面人物”和妓女羊脂球对待普鲁士侵略军的不同态度，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自私、虚伪和卑鄙，热情歌颂了羊脂球的爱国主义行为。后者描写一个小职员的妻子丢失项链而铸成悲剧的故事，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他们遭受的苦难。作品流露了消极、悲观的情绪。

 罗曼·罗兰( 1866—1944 )是法国后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写有《约翰·克利斯朵夫》、《欣悦的灵魂》、《罗伯斯庇尔》等几十部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作品通过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一生的遭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法国社会作了严肃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私虚伪和文化艺术的堕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但作品鼓吹个人奋斗，宣扬怜悯、博爱，反对无产级阶革命运动，却是错误的。

 萧伯纳( 1856—1950 )是英国后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写有《鳏夫的房产》、《巴巴拉少校》、《伤心之家》、《苹果车》等四十多个剧本。作品揭露了资产阶级靠削剥穷人而自肥的真相；抨击了帝国主义军火商追求利润、厚颜无耻地推销武器的丑恶本质；表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伤心绝望的情绪；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危机和没落。

 托马斯曼( 1875—1955 )是德国后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他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但作者流露出惋惜和同情，认为已到了“世界末日”，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欧后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充满着改良主义幻想和悲观主义情绪。自然主义倾向日益明显，揭露和批判力量逐渐减弱，标志着这一资产阶级艺术潮流的衰败。批判现实主义的中心，由法、英、德转移到了俄国。继普希金、果戈理之后，大批著名作家纷纷登上世界文坛。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与西欧的批判现实主义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农奴制改革前夕，俄国由于资本主义和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批判现实主义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美学思想迅速发展，影响巨大；杰出作家辈出，优秀作品极多，揭露和批判大大加强，不少作品还带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如屠格涅夫(1818—1883)的《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冈察洛夫(1812—1891)的《奥勃洛摩夫》(1859)；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亚·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86)的剧本《大雷雨》(1860)；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的《怎么办？》(1863)；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的《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和《复活》(1889—1899)；契诃夫(1860—1904)的《变色龙》(1884)；《第六病室》(1892)和《套中人》(1898)等。

 俄国这一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广泛地反映了俄国由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社会现实，深刻的揭露了农奴制改革后处于大动荡时期俄国社会各方面的尖锐矛盾，真实地展示了地主阶级腐化堕落和必然灭亡的命运，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批判空前激烈。俄国这一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比起西欧来，不仅加强了批判性，而且在思想内容方面也有它的显著特点，即作家不单是探寻社会罪恶的病根，追究“谁之罪？”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作家从不同立场和世界观出发，通过作品的主人公为解决社会矛盾提出“怎么办”的问题。因此，在一些作品中出现了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资产阶级“新人”、“忏悔贵族”、农民和城市劳动者。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流派来看，它必然有着自己的特征。当然，由于各国历史条件和文学传统的差异，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便具有特殊的面貌和“个性”。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具有犀利锋锐的特色，它侧重分析社会历史经济关系；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较长，它注重宣传崇高的、理想的道德风尚；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自觉意识最强，它以细致刻画人物灵魂与内心活动而著称。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同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们各有自己的创作特色。巴尔扎克是“社会科学博士”，狄更斯是幽默讽刺的能手，托尔斯泰是心理描写的大师。但是，作为文学流派，批判现实主义仍然具有基本一致的思想艺术特征。

 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基本上是以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为理论基础。加上他们关于社会的客观而冷静的剖析，以及改良主义的政治信仰和艺术方法上的继承与革新，决定了他们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基本特征：

 (一)客观性和真实性

 比起过去的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更加广阔、具体、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以五彩缤纷的艺术图景和灿若群星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出封建制度的溃灭、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和衰败的历史过程。不少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公开宣称他们要忠实地书写历史，甚至把自己的作品当做“社会史”。巴尔扎克立意“写出整个社会的现实历史”，他的《人间喜剧》，“给予了我们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狄更斯的作品，再现了作者所经历的英国式的“艰难时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比当时所有的政治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所提供的全部资料还要丰富得多。列夫·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的作品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俄国农民群众观点的迅速变化，以及他们在革命运动中所处的各种复杂矛盾状况。同时，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专制“政府的暴虐、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可笑”、揭示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与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增加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把真实地描写现实作为信条。巴尔扎克认为： “获得全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还说： “我所写的是整个社会的历史。我经常用仅仅这样一句话来表达我的计划：一代人就是一出有四五千个突出人物的戏剧。这出戏剧，就是我的书”。但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提供的这种真实，并非编年史式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即经过作家的美学评值，对生活进行过“富有诗意的裁判”(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是理想化了的真实。

 批判现实主义强调的客观性，并非客观主义，而是严格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反映生活，真实地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正如司汤达所说： “优秀的创作犹如一面照路的镜子，既映出蓝色的天空，也印出路上的泥塘，读者不应该责备镜子上面的泥塘，而应责备护路人不应该让水停在路上，弄得泥泞难行。”既注重反映现实的客观性，又强调揭示生活的真实性。但这种真实性有着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因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熟悉的是贵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与思想感情，而对劳动人民很不了解、特别对人民的反抗斗争常常畏惧不安，甚至反对，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

 (二)暴露性和批判性

 批判现实主义的另一特征是现实的暴露和批判。如果说浪漫主义强调描写理想、抒发感情，那末，批判现实主义则是注重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正如高尔基所说，“这个流派的特征是它那锋利的唯理主义和批判精神”(《论文学》)。

 作为资产阶级的“浪子”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无情地暴露社会黑暗，猛烈地批判现实的罪恶。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和暴行，着重剖析金钱笼罩下的社会关系、腐败制度、资产阶级世界的弊病与溃疡，同时也指向封建社会和贵族阶级。这些作家依据唯理主义的原则，审判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他们敢于正视社会现实，勇于探索罪恶的根源，尖锐地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描绘出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悲惨图景，打破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乐观情绪，引起人们对现存秩序的深刻怀疑和不满。巴尔扎克辛辣地讽刺了那些“贵族男女”，揭露他们在“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下，必然失败、毁灭，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愤怒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暴发户”蚕食鲸吞、损人利己的无耻行径，尖锐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关系，在资产阶级眼里，生活不过是“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高利贷者》)。巴尔扎克还在《高老头》中借囚犯伏脱冷的口，谴责资产阶级的法律“没有一条不荒谬”，资产阶级的发迹“不是靠天才，而是靠腐败”。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尖锐地指出，“人吃人”并不是从原始森林开始的，而是在俄国沙皇时代的各个机构里开始的。猛烈地抨击了沙皇制度的腐败与残酷。

 (三)注意细节的真实，强调人物、环境的典型性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客观地、具体地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因此，他们十分重视细节的描写。巴尔扎克曾经正确指出：“只有细节才形成小说的优点”，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细节的真实性、典型性和丰富性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多数都是社会生活细节描写、人物活动细节描写、经济细节描写的能手。为了真实反映现实关系和时代特点，他们以严肃的态度力求精确地表现细节的艺术真实。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除了注意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之外，还十分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巴尔扎克认为，人物形象不仅要再现“实在人物的真实性”，而且还应“高于实在的人物”。同时，还指出： “不仅仅是人物，就是生活上的主要事件，也要用典型表现出来”(《〈人间喜剧〉前言》)。司汤达在《红与黑》中，自觉地把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密切联系起来，做到了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于连的“宁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也得发财”的野心，正是在维立叶尔市弥漫着“有利可图”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熏陶下形成的。在听了老军医讲述拿破仑的发迹史以后，他决心步其后尘，通过战争“做世界的主人”。后来，迫于教会的势力，从军往上爬的道路行不通，便又发愤熟读拉丁文《圣经》，想成为一个有十万法郎年俸、不可一世的大主教。歌唱家吉礼茂个人奋斗的成功，年轻的安地主教的威严等等，推动了他个人野心的发展。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充分揭示了人物性格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以某种典型环境为背景，从环境对于人物性格、命运的决定影响中，成功地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形象画廊里，多数属于否定性的人物，如封建贵族、金融资产阶级、高利贷者、伪君子、个人野心家等，也有少数塑造得比较成功的正面人物，如意大利作家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中的斯巴达克思，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安吉堡的磨工》中的格南·路易，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牛虻》中的牛虻。这一类人物不同程度的体现了作者抽象的人道主义理想，其批判力量不如否定性人物。还有一种是“多余人”形象，他们既不满意“奴性的世界”和“卑鄙的野心世界”，又脱离人民群众，无所作为。这类形象对当时社会有较大的暴露作用。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劳动者的形象，特别是工人、农民，大多受到歪曲，有的成为逆来顺受的“小人物”、“奴才相”，有的加上了“暴徒”、“复仇狂”的罪名。在这类人物的描写上，充分暴露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阶级局限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将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和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通过完整而有机的情节结构，表现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内容。特别是描绘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复杂而丰富的生活图景，为人们提供了资产阶级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形象历史。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达到了所未有的高度，有些优秀作品，被人们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具有较高的认识值价，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充分肯定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绘制现实图画的贡献和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才能。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批判现实主义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大多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站在中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根据人道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评判一切阶级关系与社会关系，以充分发扬“人性”的“博爱”作为人类的最高理想。他们“批判现存制度的根本动机是出自对各种社会经济原因的意义的深刻而正确的了解的，则更为少见”(高尔基： 《论文学》)，这就必然使他们的批判深度受到局限。他们自我意识很强，不满意自己的处境和社会现状，不仅猛烈地抨击封建等级观念，而且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唯钱是视的交易关系，深刻地揭示了复杂的社会矛盾。但是，他们又脱离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因而找不出解决社会矛盾的正确办法，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光明前途。他们提出了当时人们关心和急待解决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但却没有肯定的答案。苦于没有结论的探索，使许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带上了悲观主义色彩。巴尔扎克写出了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揭露了法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但他对社会前途的理想和解决矛盾的办法却是：在君主政体保护下调和阶级对抗。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在他的作品中，虽然无情地揭露了沙皇制度和贵族地主的残暴和腐朽，描写了被压迫阶级的痛苦生活和自发反抗，但是，在《复活》中却出现了“勿以暴力抗恶”的说教，力图通过聂赫留朵夫式的“道德自我完善”来解决社会矛盾。这些“拯救人类的药方”如列宁所说，是可笑的，甚至是有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