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兴盛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由于它在政治上反对封建制度，在文学上扫荡古典主义，因而对世界文学尤其对欧洲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浪漫主义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欧洲封建制度开始崩溃，资本主义制度逐渐确立和巩固，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产物。
 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异常激烈。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为了巩固政权，对内血腥镇压王党的复辟活动，对外穷兵黩武，横扫欧洲封建势力。而法国王党分子为了卷土重来，同欧洲封建势力互相勾结，拼命反扑。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在欧洲封建国家联军的进攻下惨败，导致了波旁王朝的复辟。封建贵族对资产阶级的反扑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一八三○年七月，巴黎人民高喊： “打倒波旁王朝”的口号，举行武装起义，埋葬了复辟王朝，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
 在法国革命的冲击下，欧洲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许多国家民族意识高涨，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掀起了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劳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问题纷至沓来，暴露了启蒙学者所鼓吹的“理性王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而引起了启蒙思想的危机。面对启蒙理想的破灭、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社会各阶层产生了不满情绪。他们纷纷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根据自己的想象去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于是出现了以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在法国和欧洲，封建制度迅速崩溃，资产阶级“理性王国”彻底破灭，唯心主义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广泛传播，从而在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以不满现实、追求理想为主要特征的浪漫主义文学。
 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在文学传统上，与启蒙主义和感伤主义文学有密切联系。“浪漫主义”一词，源于中世纪的“浪漫传奇”，这些传奇大都是情节离奇、富于幻想的英雄美人的爱情故事。法国启蒙主义文学，提倡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和返回自然；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和摹仿希腊、罗马，转而摹仿中世纪的“浪漫传奇”，于是出现了卢梭的《新爱洛绮斯》等宣扬个性解放的作品。“返回自然”的文学主张传到英国，产生了吟咏自然景色的感伤主义诗歌和小说。这种感伤主义影响到德国文学，便出现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青年歌德和席勒把感伤主义和反封建势力融为一体，便成为“狂飙突进”运动，促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
 浪漫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运动，由于作家阶级立场、思想观点的不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流派，即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高尔基指出： “消极的浪漫主义，——它或者粉饰现实，企图使人和现实妥协；或者使人逃避现实，徒然堕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深渊，堕入‘不祥的人生之谜’、爱与死等思想中去，……积极的浪漫主义则力图加强人的生活意志，在他心中唤起他对现实和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
 消极浪漫主义文学出现较早，最先产生于德国。其代表作家有奥古斯特·威廉·史雷格尔(1767—1845)和弗利德利希·史雷格尔(1772—1829)兄弟、诺伐里斯(1772—1801)、阿尔尼姆(1781—1831)、布伦塔诺(1778—1842)和霍夫曼(1776—1822)。
 史雷格尔兄弟为消极浪漫主义打下了理论基础，宣称浪漫主义必须具有基督教艺术的特点和倾向，反对启蒙主义的有所为而为的艺术。诺伐里斯的创作则是艺术实践上的代表。他的诗集《夜的颂歌》，否定人生，赞美死亡。他写道： “生活是死的开端。生活是为了死的缘故。死是结束也是开端，是分开也是更近的结合。通过死完成了‘还原’。”
 随着法国“理性的王国”的破灭，德国作家愈来愈多逃到主观的理想世界和“象牙之塔”中去。霍夫曼的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中，鼓吹超脱现实生活，声称自己脱离现实生活而独立。在文艺领域掀起了一股消极浪漫主义的逆流。
 在德国消极浪漫主义的影响下，英国消极浪漫主义也先于积极浪漫主义而登上文艺舞台。其主要代表是“湖畔诗人”(因一同隐居在英国昆布兰湖区)华兹华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骚塞(1774—1843)等。
 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联合出版的《抒情歌谣集》(1798)，是英国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华兹华斯为该书写的长篇序言，可以说是英国消极浪漫主义的艺术纲领。“序言”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描写下层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心世界和心灵中的矛盾，以及重视诗的想象力等主张，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他反对启蒙主义的哲学思想和诗学观点，并且把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说成是“灾难”，认为摆脱“灾难”的最好办法，就是恢复封建宗法制度。因此，他们创作热衷于描写大自然和农民生活，而且着力美化农民的落后、迷信和愚昧，歌颂他们所作所为完全听天由命。而柯勒律治在其文学论著《文学自传》中，片面强调天才与想象，提倡幻想和超自然的题材。他的诗歌创作中，充满了神秘的梦幻色彩。
 法国的消极浪漫主义，同德国、英国一样产生在积极浪漫主义之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夏多布里昂( 1768—1848 )、拉马丁( 1790—1869 )、维尼( 1797—1863 )等，他们代表封建贵族势力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表示抗拒。
 夏多布里昂出身贵族，曾担任过波旁复辟王朝的外交部长，敌视法国革命。他的理论和创作忠实地反映了被推翻了的贵族阶级的思想感情。夏多布里昂的论文《基督教的真谛》，是法国消极浪漫主义的宣言书。他不仅公开宣称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而且认为只有基督教才能促进诗歌的繁荣和发展。他还提艺术家的任务在于“高超于世界之上”，这实际上为消极浪漫主义制订了脱离现实的创作原则。夏多布里昂的创作实践了他的文艺思想。《阿达拉》(1801)通过夏克大和阿达拉的爱情悲剧，露骨地宣扬了人类不能没有宗教，要人们热爱宗教，极力维护宗教愚昧主义。在拉马丁和维尼的作品中，逃避现实、追求神秘，表现出浓厚的绝望情绪。拉马丁的《新沉思集》和《诗歌与宗教和谐集》集中宣传了宗教思想，认为现实生活是死路一条，只有往古和神灵的境界才值得向往，皈依上帝，永生不死。拉马丁的思想反映了法国革命后封建贵族的垂死挣扎。所以恩格斯说他是个“夸夸其谈的恶棍”。(《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
 欧洲各国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出现较晚，它是在同消极浪漫主义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种斗争在英、法两个国家的文艺界表现得特别激烈。英国和法国的积极浪漫主义的成就和影响，也比欧洲其他国家大得多。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德国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民主运动处于酝酿阶段，唯心主义哲学盛行，因此，消极浪漫主义大肆泛滥，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却显得势单力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德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增长，德国积极浪漫主义才迅速发展起来。其代表人物有：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抒情诗人兼小说家沙米索(1781—1838)和著名诗人海涅(1797—1856)等。
 荷尔德林的诗歌反映了当时德国人民的痛苦，抨击了德国的封建统治，富有反抗性。他的抒情小说《希庇里安》，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希庇里安，为争取自由发出了强烈的反抗呼声，抗议统治者压迫，喊出了人间不平。
 海涅是德国积极浪漫主义的宣传者和捍卫者。一八二○年，他在一篇关于浪漫主义的论文里揭露了消极浪漫主义复活中世纪的反动本质，谴责它脱离现实、缺泛生活气息。一八三二年，海涅写了《论浪漫派》一文，他指责消极浪漫主义： “那些在德国把中世纪从坟墓里拖了出来的作家，是另有企图的。……他们危害着我的祖国的自由与幸福。”海涅潮笑史雷格尔兄弟“不把我们这时代的痛苦看做是再度新生的阵痛，而看做是死亡的挣扎之苦”，“由于死亡的恐怖，他逃避到天主教堂战栗的废墟里去了”。海涅要求诗人永远不离开人民群众，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海涅收集在《诗歌集》里的早期诗作，虽多以个人遭遇和爱情苦恼为主题，但具有社会意义，为知识分子的无权状态和依赖地位表示了抗议。诗歌表现了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感情纯朴真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海涅抒情诗里所表现的那种不满德国现实的情绪，在《哈尔茨山游记》(1826)中，得到了更为强烈的反映。这部作品不仅对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以及市侩的庸俗和统治阶级的反动愚蠢给予了无情的嘲讽，而且表示了对纯朴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海涅把风俗的描绘和政治讽刺结合在一起，把政论与警句、神话与传说、诗歌与散文交织在一起，形成诗人的独特的散文风格。
 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消极浪漫主义文学在社会政治经济的激变中逐渐衰亡，而以海涅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则在斗争中逐渐走上了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
 英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对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斗争最为激烈。面对“湖畔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等人的脱离现实、鼓吹宿命论、宣扬神秘主义恶劣倾向，以及“桂冠诗人”骚塞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直接效劳，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代表人物有：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济慈(1795—1821)、司各特(1771—1832)等诗人和小说家。
 拜伦于一八○七年出版的处女诗集《懒散的时刻》，就一扫“湖畔诗人”的粉饰现实、歌颂帝王的诗歌风气，表现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以及对上流社会的极端失望和厌恶。诗集受到消极浪漫主义者的强烈攻击。在一片漫骂和恐吓中，拜伦于一八○九年写了长篇讽刺诗《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同消极浪漫主义者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严厉谴责并辛辣地嘲讽了那些反动评论家和“湖畔诗人”。他以自己的诗作积极干预生活。一八一二年，他在《〈制压机器破坏法案〉制订者颂》中，反对把破坏机器的路德党人处以死刑的立法，痛斥政府草菅人命。诗中质问道： “为什么人命还不值一双袜子，而捣毁机器竟至折断了骨头？”拜伦于一八一三至一八一五年间写的几篇浪漫主义叙事诗，即人们所说的“东方叙事诗集”，不仅对资产阶级的现实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而且歌颂了与现实社会势不两立的“拜伦式的英雄”。拜伦在推动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同时，不断地对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尤其是对骚塞进行严厉的批判。如他在侨居意大利期间所写的《审判的幻景》(1822)就是对骚塞同名作品的戏拟。一八二○年英王乔治三世患疯癞病而死，“桂冠诗人”骚塞以《审判的幻景》一诗，歌颂乔治三世升上天堂，而拜伦借题发挥，通过幻想，描绘乔治三世在天堂审判厅里等待升入天堂，遭到众神反对，而骚塞不停地背诵歪诗，为乔治三世辩护。守门神圣彼德气愤填膺，举起天堂钥匙劈头一击，骚塞跌入湖中。乔治三世乘混乱之际偷偷溜进了天堂。拜伦在这首诗中，不仅嘲笑了骚塞谄媚取宠的丑态，而且有力地抨击反动统治者及宗教迷信。拜伦在诗体小说《唐璜》(1818—1823)中，一开头就以嘲讽的口吻把诗歌“献”给骚塞，诗歌嘲笑骚塞达七次之多，称他为“史诗的叛徒”、“王党的一员”、“卑鄙的家伙”、指斥“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是痴人说梦，柯勒律治是一个醉汉，骚塞的诗是“一盘精美的食品，可以端给皇帝”。
 雪莱同拜伦一样，勇敢地投入反对消极浪漫主义的斗争行列。他在一八二一年发表的《为诗辩护》一文，被誉为英国积极浪漫主义的理论纲领。他指出，诗人不应该是生活的旁观者和遁世者，“诗人是号召战斗的号角。”他认为诗人不仅应该描写现实生活，也应该是未来世界的报信人。有力地批判了“湖畔诗人”脱离现实逃避斗争，追求“纯美”世界的反动思潮。雪莱通过塑造艺术形象号召反抗、提倡斗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里的普米罗修斯就是一个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英雄形象。
 法国积极浪漫主义主要是在同古典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法国是古典主义的堡垒。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特别是在复辟时代，由于封建势力的支持，古典主义有着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仍然存在。古典主义在内容上，为王室歌功颂德，在艺术上死守陈规旧法，严重妨碍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因而以雨果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在与消极浪漫主义进行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对古典主义的批判。法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人物有：雨果(1802—1885)、缪塞(1810—1857)、梅里美( 1803—1870 )、大仲马( 1803一1870 )等。
 维克多·雨果早期深受保皇主义的影响，曾公开站在古典主义一边。他的初期创作《颂歌集》，歌颂波旁王朝，指责过革命。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民主势力的强大，雨果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变化，于一八二六年转向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成为法国积极浪漫主义的领袖。一八二七年，他在剧本《克伦威尔》的“序言”中，正式向古典主义宣战，全面提出了浪漫主义的纲领，“序言”以“创作自由”的思想为武器，向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进攻，指出“除了支配全部艺术的自然的一般法则”和符合每一作品固有要求的“个别法则外，就别无其他的法则。”他的浪漫主义戏剧《欧那尼》于一八三○年七月革命前夕，在巴黎连续演出了四十五天。两派作家和观众在剧院发生了激烈冲突。为了破坏这一剧本的演出，古典主义派不惜采用各种卑劣手段，收买审查员、组织喝倒彩的鼓掌班，写恐吓信，等等，无所不用其极。雨果在《欧那尼》的“序言”中，进一步提出“浪漫主义，归根结底，是文学中的自由主义”的著名论点。坚定的认为：“不管各种各样的极端保守派——古典主义和君主主义者——多少次地勾结在一起，企图完全恢复无论是社会上或文学上的旧制度，但国内的一切进步，智慧发展上的每一成就，自由的每跨前一步，都将推翻旧的一切工事堡垒。”
 法国七月革命爆发，雨果进一步焕发了反封建反教会的革命精神。他在一八三一年出版被称为浪漫主义杰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深刻地揭露出教会是杀人的罪魁，它用宗教迷信统治人们的精神世界。同时告诉我们，教会统治的末日到了，“怪厅”居民已经在攻打圣母院了，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必将击溃封建统治者。但是，由于雨果用人道主义、唯心主义观察社会，所以把作品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善与恶、爱情与欲念的冲突，企图使人们相信爱情和仁慈能够改变社会，杜绝邪恶。
 雨果的戏剧一反古典主义的陈规旧法，采用传奇剧的手法，打破“三一律”的束缚，把悲剧和喜剧揉合在一起，把美和丑作强烈对照，因而受到人们的欢迎。《欧那尼》和《巴黎圣母院》的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巨大胜利。
 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必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倾向和美学理想的区别，又形成了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而两者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
 表现作家对理想和愿望的强烈追求，力图给人们描绘“应有的”生活图景。这是浪漫主义最主要的特征。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渴望斗争，崇尚自由解放精神，既否定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也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现实，对未来、对美好事物的热烈追求，对衰亡的旧事物、对丑恶的社会现象的强烈反抗。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所展示的“每个人就是管理他自己的皇帝，每个人就是公平、温柔和聪明”的理想境界，就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生活。正如高尔基所说：积极浪漫主义“力图加强人的生活意志，在他心中唤起他对现实和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消极浪漫主义对现实的不满，但作者往往是站在“旧世界”的立场上，表现出对发展着的现实的恐惧和敌视，对封建贵族不可避免的历史结局感到绝望和悲哀。把理想转向过去，鼓吹逃避现实，脱离斗争，宣扬神秘主义，把中世纪当作理想化了的“黄金时代”，在“回到中世纪”的口号下，极力美化中世纪的宗法社会。如法国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夏多勃里昂的中篇小说《阿达拉》，通过对宗教与爱情冲突的描写，以“天国”和“来世”寄托他那梦幻般的“理想”。或者表现颓废没落的情绪，热衷于爱和死的追求，如德国消极浪漫主义作家诺伐里斯的《夜的颂歌》，就是否定人生、歌颂死亡的代表作。
 在“理想人物”的塑造上。积极浪漫主义常常致力于塑造反叛旧世界的英雄，他们在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中，表现出积极的进取精神和不屈性格，尽管由于力量悬殊，他们的斗争往往带来悲剧性的结局，但给人的影响却是乐观的、积极向上的，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就是这样的英雄形象。他在反抗朱比特的斗争中既坚强，又乐观，表现了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拜伦笔下的“理想人物”，“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鲁迅《摩罗诗力说》)所谓“拜伦式的英雄”，他们与罪恶社会势不两立，宁愿死于众寡悬殊的斗争中，而不愿投降敌人。但这些“拜伦式的英雄”，带有自由资产阶级的顽强的个人主义色彩，他们同情人民而又不相信人民的力量，虽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却无“俯首甘为儒子牛”精神，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斗争中是孤独的、忧郁的、逃脱不了在绝望中毁灭自己的结局。
 消极浪漫主义的“理想人物”，大都是消极厌世、自我陶醉、脱离现实、逃避斗争；或者与黑暗现实妥协成为其殉葬品，流露出悲观的、宿命论的世纪末情绪。德国诺伐里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亨利希·封·奥夫特尔丁根》，就是一部典型的表现没落贵族阶级回想中世纪堡砦奇士生活意识的作品。
 丰富奇幻的想象，曲折离奇的情节，神奇的夸张和异域色彩，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上的共同特征。但由于浪漫主义中两派的思想倾向截然相反，因此表现在作品的艺术风格上也就迥然不同。积极浪漫主义追求进步的理想，表现顽强的叛逆精神，因而他们的作品激情奔放、气势磅礴、调子高昂而激越。消极浪漫主义同样采用上述手法，也同样有着强烈的感情抒发，但由于所反映的是没落阶级的思想情绪，因而作品表现出来的基调是低沉、感伤、病态和软弱的，其色彩是灰暗和神秘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三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夏多勃里昂的作品是“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大杂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02页)这段话对消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作了高度而精当的概括。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消极浪漫主义是反动的，积极浪漫主义是进步的，但也有其局限性。十九世纪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是在资产阶级反对贵族阶级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它不仅表现了反专制、反宗教、反压迫的精神，同时也表现了争自由、争和平、求解放的热切愿望。这些在世界文学史上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整个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创造性加以继承。但也不能忽视，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有着明显的缺点。它虽然是从生活出发的，不少作品具有现实性典型性，但总的说来，它和现实结合不够紧密。即使象雨果《悲惨世界》那样的名著，也有偶然的情节和不合情理的描写。《九三年》里的人物性格更缺乏真实性，比如老侯爵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但却放弃逃命的机会，折回碉堡，从大火中救出三个素不相识的小孩子，而革命军的统帅高万深受感动，竟私自放了他，这是因为“一个更高级的正义出现了，在革命的正义之上还有一个人道的正义”。政治委员判处了高万的死刑，但当高万走上断头台时，他居然开枪打死了自己。另外，作品中所描写的反对与追求，大都是从个人出发的，其目的基本上是为了个人的报仇雪恨，仍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范畴，因而这种反抗常常是以失败而告终，不能给人以鼓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