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派，是继“学衡”派以后，起来同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相对抗的又一个复古守旧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章士钊。

章士钊(1988—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早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信奉“求学救国论”，因此，他虽与革命党人多有来往，却拒绝参加同盟会，后又转到英国去留学。当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弃学回国，没得到重用。一九一三年他参与了二次革命，失败后随革命党人流亡日本。一九一四年五月以秋桐为笔名，在东京创办了政论性月刊《甲寅》(1916年初停刊，只出了十期)。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曾为之撰稿，这在当时是很有份量的一个刊物，章士钊也因为言论警辟、文章谨严而名噪一时。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他出任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一九二五年三月又兼任教育总长，这年七月，章士钊即将已停办的《甲寅》杂志以周刊的形式在北京复刊(共出了四十五期，到1927年2月又停刊)。在这段时期，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保守派，因为用《甲寅》杂志宣传复古思想，主张“读经救国”、“废弃白话”，而得了“甲寅”派之名。

其实，早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章士钊就在上海的《新闻报》上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开始反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新思潮。他否认新旧文化的本质区别，说什么“新者早无形孕育于旧者之中。新旧相衡，斯成调和”，“调和者，社会进化之精义也”，从而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章士钊还攻击新文化运动是“欲进而反退，求文而得野，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批评当时的白话文“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这些都充分表现出他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刻骨仇恨。

当《甲寅》复刊后，他就以此为阵地，老调重弹： 继续攻击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在《答适之》和《评新文学运动》等文章中，他说： “文章大业非白话文力所胜”，“盖作白话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如登天”，因而断言白话文根本不能成为“美文”。《甲寅》上发表的其它一些文章，也都主张“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见瞿宣颖的《文体说》)，甚至还公然提出取消“白话文学”这个名词。

为了重申自己的复古主张，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上，重新登出了他在一九二三年就发表过的《评新文化运动》。不久，他又在《甲寅》第一卷第十四号上发表了《评新文学运动》，文中认为古文并非死文字，“意无二致。人无不晓。俚言(即白话文，笔者注)则时与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诵习往往难通。”其实，古文也同样要受时间的限制，比白话文更难读、更难学。他还硬将白话文比成世界语，以英、法、德各国不放弃本国文字而采用世界语，来说明中国也不能舍古文而用白话，这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乱比！ 此外，他在《创办国立编译馆呈文》里，又恶毒地诽谤白话文学，说什么“计自白话文体盛行而后，髦士以俚语为自足，小生求不学而名家； 文事之鄙陋干枯，迥出寻常拟议之外，黄茅白苇，一往而无余，诲盗诲淫，无所不致，此诚国命之大创，而学术之深忧！ ”

当“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反帝反军阀的高潮。“甲寅”派却在《甲寅》周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时评”，诬蔑反帝爱国运动是“野心家”利用的“越轨”行为，是“由公争返为私争”，并为军阀政府血腥镇压爱国群众的罪行辩护。当北京的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前后，《甲寅》周刊上登出了军阀政府的大量文件，并发表时评，硬说进步师生的爱国行为是“越轨”的，完全是站在卖国政府一边“为虎作伥”！

为了维护封建制度伦理道德，“甲寅”派还在《甲寅》周刊上鼓吹“读经”，主张恢复科举制度，提出什么“读书乃真救国”的口号，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相抗衡。

“甲寅”派的首领章士钊还以教育总长的名义，颁发了“整顿文风令”，想要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禁止学生用白话写文章，并且明文规定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要“读经”，妄图凭借手中的权力推行他的复古主张，妄图阻挡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他甚至还依仗军阀势力，利用职权，打击和迫害进步学生，破坏新文化运动，女师大事件即是一例。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周刊的封面上，印有黄斑老虎的标志，恰恰形象地表明了“甲寅”派，就是大革命初期新文化运动前进途中的“拦路虎”！

“甲寅”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学阵营的极大愤慨。《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及时发表文章，揭露章士钊投靠北洋军阀、拿段祺瑞的津贴办刊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效劳的反动实质。

成仿吾在《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的文章里指出，章士钊之流的文章是“信口雌黄，理论错乱”，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对“甲寅”派进行了批驳。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学运动>；》、健功(即魏建功)的《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荻舟的《驳瞿宣颖君<；文体说>；》、唐钺的《文言文的优胜》等一系列的文章，都针对《甲寅》周刊及其他守旧派所列举的反对白话文的种种理由，分别说明了文言改白话不是“避难就易”，而是“去繁务实”； “活人要说活人的语言，没有模仿古人的必要”； 还说明，用白话文写作，既便于自由活泼地表达思想感情，又利于国语的普及； 白话文是可以写出美文的，而“文言文实质上并不比白话文美”。

当时撰文批驳“甲寅”派的，还有郭沫若、胡适等人，他们先后分别从不同的侧面驳斥了章士钊的谬论。

在对“甲寅”派的这场斗争中，批驳得最有力的是鲁迅先生，当时鲁迅虽然也在教育部任职，他却不畏权势，勇敢地同章士钊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篇》中的许多文章，都是他向“甲寅”派及其主子作斗争的光辉记录。

在《评心雕龙》等文章中，鲁迅针对“甲寅”派的许多复古主张不能自圆其说，辛辣地讽刺了他们在逻辑推理上的荒谬。在《十四年的“读经”》、《古书与白话》和《读经与读史》等文章里，批驳了“甲寅”派关于“读经救国”和“废弃白话”的荒唐主张，指出“读经”与“救国”毫不相干，这是有些“学而优则仕”的人，想以之为工具，为维持其封建统治而耍的“把戏”。在杂文《再来一次》里，鲁迅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从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解为“两个桃子杀死了三个读书人”的谬误中，戮穿了以“博古通今” 自命的章士钊却“连成语都用不清楚”的纸老虎原形。在《答KS君》里，鲁迅还将章士钊的“旁加密圈” 、自视名句的“得意之笔”略加分析，指出他的骈文未为融化，就急于挦撦，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字句和声调都陋弱可哂。最后，他对“甲寅”派下的结论是： “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以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虽曾自称是介于新旧之间的“调和派”，实为维护封建制度、封建道德，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守旧派、复古派。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周刊，以兜售复古思想为主要内容，对“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潮进行反扑，与资产阶级《现代评论》相呼应，共同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为军阀政府当喉舌的“半官报”。他们向新文化战线的进攻，是封建势力垂死挣扎的表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阵营，对甲寅派的揭露与批判，切中了要害，给了他们以致命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