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甲寅派

2019-05-14 可可诗词网-文学词典 https://www.kekeshici.com

“甲寅”派,是继“学衡”派以后,起来同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相对抗的又一个复古守旧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章士钊。

章士钊(1988—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早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信奉“求学救国论”,因此,他虽与革命党人多有来往,却拒绝参加同盟会,后又转到英国去留学。当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弃学回国,没得到重用。一九一三年他参与了二次革命,失败后随革命党人流亡日本。一九一四年五月以秋桐为笔名,在东京创办了政论性月刊《甲寅》(1916年初停刊,只出了十期)。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曾为之撰稿,这在当时是很有份量的一个刊物,章士钊也因为言论警辟、文章谨严而名噪一时。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他出任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一九二五年三月又兼任教育总长,这年七月,章士钊即将已停办的《甲寅》杂志以周刊的形式在北京复刊(共出了四十五期,到1927年2月又停刊)。在这段时期,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保守派,因为用《甲寅》杂志宣传复古思想,主张“读经救国”、“废弃白话”,而得了“甲寅”派之名。

其实,早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章士钊就在上海的《新闻报》上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开始反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新思潮。他否认新旧文化的本质区别,说什么“新者早无形孕育于旧者之中。新旧相衡,斯成调和”,“调和者,社会进化之精义也”,从而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章士钊还攻击新文化运动是“欲进而反退,求文而得野,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批评当时的白话文“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这些都充分表现出他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刻骨仇恨。

当《甲寅》复刊后,他就以此为阵地,老调重弹: 继续攻击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在《答适之》和《评新文学运动》等文章中,他说: “文章大业非白话文力所胜”,“盖作白话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如登天”,因而断言白话文根本不能成为“美文”。《甲寅》上发表的其它一些文章,也都主张“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见瞿宣颖的《文体说》),甚至还公然提出取消“白话文学”这个名词。

为了重申自己的复古主张,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上,重新登出了他在一九二三年就发表过的《评新文化运动》。不久,他又在《甲寅》第一卷第十四号上发表了《评新文学运动》,文中认为古文并非死文字,“意无二致。人无不晓。俚言(即白话文,笔者注)则时与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诵习往往难通。”其实,古文也同样要受时间的限制,比白话文更难读、更难学。他还硬将白话文比成世界语,以英、法、德各国不放弃本国文字而采用世界语,来说明中国也不能舍古文而用白话,这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乱比! 此外,他在《创办国立编译馆呈文》里,又恶毒地诽谤白话文学,说什么“计自白话文体盛行而后,髦士以俚语为自足,小生求不学而名家; 文事之鄙陋干枯,迥出寻常拟议之外,黄茅白苇,一往而无余,诲盗诲淫,无所不致,此诚国命之大创,而学术之深忧! ”

当“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反帝反军阀的高潮。“甲寅”派却在《甲寅》周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时评”,诬蔑反帝爱国运动是“野心家”利用的“越轨”行为,是“由公争返为私争”,并为军阀政府血腥镇压爱国群众的罪行辩护。当北京的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前后,《甲寅》周刊上登出了军阀政府的大量文件,并发表时评,硬说进步师生的爱国行为是“越轨”的,完全是站在卖国政府一边“为虎作伥”!

为了维护封建制度伦理道德,“甲寅”派还在《甲寅》周刊上鼓吹“读经”,主张恢复科举制度,提出什么“读书乃真救国”的口号,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相抗衡。

“甲寅”派的首领章士钊还以教育总长的名义,颁发了“整顿文风令”,想要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禁止学生用白话写文章,并且明文规定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要“读经”,妄图凭借手中的权力推行他的复古主张,妄图阻挡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他甚至还依仗军阀势力,利用职权,打击和迫害进步学生,破坏新文化运动,女师大事件即是一例。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周刊的封面上,印有黄斑老虎的标志,恰恰形象地表明了“甲寅”派,就是大革命初期新文化运动前进途中的“拦路虎”!

“甲寅”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学阵营的极大愤慨。《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及时发表文章,揭露章士钊投靠北洋军阀、拿段祺瑞的津贴办刊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效劳的反动实质。

成仿吾在《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的文章里指出,章士钊之流的文章是“信口雌黄,理论错乱”,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对“甲寅”派进行了批驳。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学运动>;》、健功(即魏建功)的《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荻舟的《驳瞿宣颖君<;文体说>;》、唐钺的《文言文的优胜》等一系列的文章,都针对《甲寅》周刊及其他守旧派所列举的反对白话文的种种理由,分别说明了文言改白话不是“避难就易”,而是“去繁务实”; “活人要说活人的语言,没有模仿古人的必要”; 还说明,用白话文写作,既便于自由活泼地表达思想感情,又利于国语的普及; 白话文是可以写出美文的,而“文言文实质上并不比白话文美”。

当时撰文批驳“甲寅”派的,还有郭沫若、胡适等人,他们先后分别从不同的侧面驳斥了章士钊的谬论。

在对“甲寅”派的这场斗争中,批驳得最有力的是鲁迅先生,当时鲁迅虽然也在教育部任职,他却不畏权势,勇敢地同章士钊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篇》中的许多文章,都是他向“甲寅”派及其主子作斗争的光辉记录。

在《评心雕龙》等文章中,鲁迅针对“甲寅”派的许多复古主张不能自圆其说,辛辣地讽刺了他们在逻辑推理上的荒谬。在《十四年的“读经”》、《古书与白话》和《读经与读史》等文章里,批驳了“甲寅”派关于“读经救国”和“废弃白话”的荒唐主张,指出“读经”与“救国”毫不相干,这是有些“学而优则仕”的人,想以之为工具,为维持其封建统治而耍的“把戏”。在杂文《再来一次》里,鲁迅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从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解为“两个桃子杀死了三个读书人”的谬误中,戮穿了以“博古通今” 自命的章士钊却“连成语都用不清楚”的纸老虎原形。在《答KS君》里,鲁迅还将章士钊的“旁加密圈” 、自视名句的“得意之笔”略加分析,指出他的骈文未为融化,就急于挦撦,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字句和声调都陋弱可哂。最后,他对“甲寅”派下的结论是: “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以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虽曾自称是介于新旧之间的“调和派”,实为维护封建制度、封建道德,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守旧派、复古派。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周刊,以兜售复古思想为主要内容,对“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潮进行反扑,与资产阶级《现代评论》相呼应,共同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为军阀政府当喉舌的“半官报”。他们向新文化战线的进攻,是封建势力垂死挣扎的表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阵营,对甲寅派的揭露与批判,切中了要害,给了他们以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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