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社团，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于日本东京。初期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王独清、穆木天等；后期主要成员有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声、阳翰生、李一氓等。该社从成立到一九三○年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自动停止活动，先后出版过《创作》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报》，《创造日》、《A、11》周刊，《洪水》、《文化批判》、《流沙》、《新兴文化》等十余种刊物，并编辑出版了多种文学丛书，被誉为“异军突起”，在中国文坛上影响很大。

创造社是一个由文艺家自由结合的文学社团。它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为前期，一九二五年以后为后期。前期文学主张“为艺术的艺术。”常被人称为“为艺术的流派”。但创造社“为艺术的艺术”，和西方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不同。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反对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美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颓废生活，内容空虚、外表华丽。而创造社处在“五四”运动之后，大革命洪流正在迅速酝酿时期，他们一方面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文艺思想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精神的感染，目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严酷现实，从而形成了他们自相矛盾的文艺观。他们既是反对文学功利目的，主张为艺术的艺术的倡导者，又是冲决封建陈规，反对资本主义毒龙的勇士。他们一方面从小资产阶级思想出发，在超现实的“桃花园”中寻找暂时安慰，另一方面又怀着爱国主义思想反抗黑暗的现实。从而构成了他们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特色。创造社后期，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倡革命文学，翻译介绍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推动了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从创造社前后期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一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反对“浅薄的功利主义”，强烈地“表现自我”。他们认为文学不是再现生活，而是表现作家心中的诗意，是“生的颤动”，“灵的喊叫”，是抒发作家“内心要求”。郭沫若在《编辑余谈》一文中： “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的内心要求，从事文艺的活动罢了。”他还在《文艺之社会使命》中，认为“艺术的本身是无所谓目的”，“文艺也如春日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一文中说：“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要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新文学运动的目的，“在使我们表现自我的能力充实起来，把一切心灵与心灵的障碍消灭了。”又在《创造》季刊第3号《补白》中说： “艺术的目的是在表现人类最高或最深的情绪。”那么他们要表现什么样的内心要求和情绪呢？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小说导论(三)》中，论述了他们共同的内心要求： “第一，他们都在外国住得久，对于外国的(资本义主)缺点和中国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对于现社会发生厌倦憎恶。而国内外所强加给他们的重重压迫只坚强了他们反抗的心情。第二，因为他们在国外住得久，对祖国便产生起一种怀乡病；而回国以后的种种失望，更使他们感到空虚。未回国以前，他们是悲哀怀念；既回国以后，他们又变成悲愤激越；便是这个道理。第三，因为他们在国外住得久，当时国外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他们。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这也使他们走上了反理知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可见创造社的成员的内心是一颗炎黄子孙的爱国心，他们怀着对故土之恋，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建国之才回归祖国，然而他们看到的是“游闲的尸、淫嚣的肉”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丑恶现实。理想破灭了，希望与失望使他们陷入“深沉的苦闷”之中。他强烈要求抒发内心这种愤激苦闷之情。正如他们在《洪水复活宣言》中讲的那样：“《洪水》本是我们几个年青的人在情火浇不息，懊恼排不开，羞辱忍不住，愤恨扫不去时大胆地不顾一切而产生的一个婴儿。”“青年人的热烈的情绪在这黑漆漆的浑沌中感着莫大的苦闷。为解除自己苦闷，宣泄自己热情的缘故，不能不破坏这黑漆漆的混沌。”可见他们提倡的“自我”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纯自我，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内心情绪，而是对丑恶现实的恨和对祖国、人民的爱在内心激烈冲突，从而产生的一种压抑、痛苦、愤怒、反抗之情，正是这种内心感情的猛烈燃烧，才有郭沫若在《创造者》、《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中呼唤“美好的中国”的诞生，和冲决旧世界一切罗网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以及他在《洪水时代》中，借歌颂开拓者的伟大艰苦创业精神，来表达自己力图变革现实的愿望。也才有郁达夫笔下主人公在民族和封建势力压迫下，探索民族、国家前途，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追求个人出路。然而严酷的现实又不能满足他们的理想、愿望，于是满怀压抑、愤激、苦闷、感伤之情，呼喊着“中国呀！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也正是他们有这种内心感情，也才有反对封建制度，宣扬个性解放，讴歌纯洁爱情，抒发真情实感的“自叙小说”或“身边小说”诞生。但我们也应看到他们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内心情绪也是复杂的，有较重的感伤主义和颓废色彩。郁达夫在《南迁》以后诸篇中大量描写性苦闷，在《茫茫夜》、《秋柳》等篇中反映性变态心理和妓院生活。而张资平的恋爱小说从反对禁欲主义出发，不少主人公成为多角恋爱的纵欲主义者，“沉游于性享乐”中，这些追求肉欲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反封建的力量。

由创造社成员们提倡文学表现自我，因而强调直觉、灵感、天赋，气质。郭沫若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中说： “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个曲，画家绘一幅画，都是他们天才的自然流露。”又在《创造》季刊(第十号)、《补白二》中说诗是“生底颤动，”“灵的喊叫，”郁达夫在《文艺私见》中也说： “文学是天才的创造物。”这种强调直觉、灵感、天赋、气质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正是一种真、善、美纯朴情感在文学中的自然流露。同时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受我国老庄思想和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的影响，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上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唯美主义成分，以及主观化的艺术倾向。

其二，鲜明的时代感和作家的责任感。创造社的成员虽然他们始终未摆脱小资产阶级个性主义，不时流露出个人反抗暴力的思想，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在创作特色上，他们也有各不同；郭沫若受西方浪漫派的影响，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反抗，具有积极浪漫主义倾向，郁达夫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在他自叙性小说中，通过大胆的自我暴露，抒发对旧世界的愤恨之情；在重压的呻吟中寄寓着反抗。成仿吾既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又接受了人生派的主张。提倡“刚健文学。”虽然他们存在各种差异，但从总的艺术倾向上看，他们内心都有一股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烈憎恨之情，促使他们从彷徨中坚定起来，从痛苦中奋发起来，担负起时代的使命，以狂飙般的精神力量向丑恶的现实冲刺，郭沫若在《我们的新文学运动》一文中，要求文学家“要在文学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精神，”“反抗资本主义毒龙，”“打破这毒龙的魔宫。”又在《艺术家与革命家》一文中提出： “无论什么样的艺术，没有不和人生发生关系的，艺术家同时可以是革命家、艺术也可以是宣传工具。”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一文中提出文学应具有时代色彩。他说： “他们要进而把握时代，有意识地将它表现出来。”我们的时代，它的生活，它的思想，我们要用强有力的方法表现出来，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回想的机会与评判的可能，”他认为“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作为美的传道者，真与善的勇士的文学，其独特任务就是要在“弱肉强食”、“有强权无公理”、“良心枯萎”、“廉耻丧尽”、“尽于物利、冷酷残忍”的时代里，运用“猛烈的炮火，打破现状”，在人民的心中“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摇摇的激震。”这些比较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自我意识，和鲜明实现自己的革命文学主张，跟他们个人的特殊的生活经历、个性特征、先天禀赋结合起来，促使他们在思想上否定传统的旧制度，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罪恶；要求个性解放，渴望自由实现自己的理想；反对民族压迫；渴求民族解放，反对消极遁世，提倡积极反抗。力图通过他们文学理论和实践，唤起人们心中对于现实的一切压迫、剥削的反抗心。在艺术表现方法上，他们要求排斥理性的那种“绝对自由”。“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不具一格力求突破一切既成的框框，常常用瑰丽的想象，大胆的夸张，抒发强烈奔放的感情，从而构成了“五四”以来，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并驾齐驱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具有鲜明时代特色。

其三，从积极浪漫主义开始转向革命的现实主义。一九二五年上海掀起了“五卅”运动，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工农革命迅速发展，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发展，提高了创造社广大成员的思想觉悟，同时又增加了彭康、冯乃超、李初黎等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成员。一九二五年九月他们出版了《洪水》半月刊，从此标志着创造社后期开始，进入洪水时期。这个时期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文学主张的影响下，文学主张和前期大不相同，他们举起革命文学旗帜，倡导“无产阶级文艺”，主张文学反映现实，为现实斗争服务。郭沫若在一九二六年《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说：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又在《革命与文艺》一文中号召作家“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漩涡中去。”创造“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文学。”这一革命的、进步的文学主张，代表了我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小资产阶级的觉醒和进步，成为五四以来，我国具有社会主义文学因素的新文学，并显示了我国新文学运动前进的发展方向和正确道路。同时它也标志着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两大社团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流派，同步发展，殊途同归，为我国现代文学的飞跃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