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昆，指西方昆仑群玉之山。《穆天子传》说：“天子升于昆仑之丘，至于群玉之山，先王之所谓册府。”郭璞注：“即《山海经》云群玉山，西王母所居者。言往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所谓藏之名山者也。”可见，“西昆”是指古代帝王藏书的地方。藏书的地方是书册之府，所以又叫册府。因此，“西昆”与“册府”的含义相同。宋真宗时，编纂《历代君臣事迹》的文人学士，都聚集在朝廷藏书的秘阁里，于是就采用西昆、册府这个典故，把在秘阁里编纂出来的《历代君臣事迹》定名为《册府元龟》；把在秘阁里编书过程中产生的唱和诗集，定名为《西昆酬唱集》。故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说：“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昆酬唱集云。”

 西昆体是北宋初年出现的一种文风，因《西昆酬唱集》而名。据宋人田况《儒林公议》载：“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效之，时号杨、刘。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亿复编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当时佻薄者谓之‘西昆体’。”因此，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

 北宋初期的文风，仍是晚唐五代浮靡文风的继续，诗文多是追求词丽藻绘的形式，内容十分空虚贫乏。原因是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和割据之后，建立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政权统一和社会比较安定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经济也比较繁荣。因此，赵氏王朝及官僚地主集团终日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过着花天酒地的豪华生活。他们提倡诗赋，君臣唱和，文饰升平。反映到文学上，便是一味追求词藻浮艳的宫体诗。“西昆体”与“西昆诗派”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并占据了当时文坛和诗坛的。因此，《神宗旧史·欧阳修传》中说：“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反吹波扬澜，助其气势，一时慕效，谓其文为昆体。”(《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四)

 西昆体的代表者有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宋真宗赵恒时，历官知制诰、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刘筠，字子仪，大名中山(今河北定县)人，官至翰林承旨，兼龙图阁直学士，与杨亿齐名，时称“杨刘”。钱惟演，字希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五代时吴越王钱俶之子。归宋后，迁翰林学士、枢密使。后罢，改为保大军节度使，知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后入朝，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真宗时，杨亿、刘筠等人位居馆阁，提倡学李商隐，其诗多效法李商隐、温庭筠、乃至唐彦谦诸家，甚至直接点化其诗句。他们学李商隐只是猎取其艳丽雕镂的形式技巧，学了他的使事用典、对偶、造句，并没有学到李商隐的创作精神，故诗多“务故实，而语意轻浅”。除少数借古讽今之作外，上者亦不过辞句华艳，声律谐婉，对仗工致而已。

 西昆体的代表作《西昆酬唱集》，为杨亿所编，共收诗二百五十首，除少数五、七言绝句外，余为五、七言律诗。所收诗篇的作者共有十七人，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的诗为最多。有些人没有参加秘阁编纂工作，只因为他们与杨亿、刘筠等人互相唱合，其诗遂收入集中。

 西昆体的特点是专从形式上模拟李商隐，追求唯美主义的诗风，它类似典雅工丽的“台阁体”，其主要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模拟李商隐。李商隐的《无题》诗多是通过男女爱情的描写，寄托个人身世之感，表达自己的某种政治愿望。在艺术上，他擅长借丰富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托寓某种不便直言的思想感情，其意境含蓄深沉，语言典丽精工。西昆体则多从形式上模拟李商隐，例如他们的《无题》诗：

 误语成疑意已伤，春山低敛翠眉长。
 鄂君绣被朝犹掩，荀令薰炉冷自香。
 有恨岂因燕凤去，无言宁为息侯亡。
 合欢不验丁香结，只得凄凉对烛房。

——钱惟演

 走马章台冒雨归，后门犹叹滞前期。
 荷心出水终无定，萝蔓从风莫自持。
 复帐麝轻难辟恶，曲房蚕懒不成丝。
 渐渐陇麦藏鸣雉，更恨如皋一箭迟。

——刘筠

 以上两诗，不仅在命题、立意、形式上模拟李商隐的《无题》诗，而且从遣辞、声韵、色彩上看，也与细腻纤秾的李诗相似。西昆体的《无题》、《阙题》、《代意》等诗，虽然在雕饰和晦涩上比李诗更甚，也缺乏李诗的精深与挚情，但从形式和风格上可以看出，他们模拟李商隐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由于他们从形式上模拟李商隐过甚，故时人有优伶挦扯义山(李商隐)之讥。

 其二，大量使事用典。他们师李商隐，欲使诗深沉含蓄，曲折委婉，故在诗中大量铺排典故。例如钱惟演的《泪》：

 鲛盘千点怨吞声，蜡炬风高翠箔轻，
 夜半商陵闻别鹤，酒阑安石对哀筝。
 银屏欲去连珠迸，金屋初来玉筋横。
 马上悲歌寄黄鹄，紫台回首暮云平。

 诗人一连用了“鲛人泣珠”、“商陵牧子悲啸”、“谢安听筝而泣”、焦仲卿妻刘兰芝“泪落连珠子”、“阿娇冷处长门宫”、“细君思乡而歌”、“昭君出塞”等伤情、哭泣的典故，几乎成了一部“泪典”。又如杨亿的《此夕》：

 此夕秋风猎败荷，玉钩斜影转庭柯。
 鲛人泪有千珠进，楚客愁添万斛多。
 锦里琴心谁涤器，石城桃叶自横波。
 程乡酒薄难成醉，带眼频移奈瘦何？

 此诗中的“败荷”、“玉钩”、“鲛人”、“楚客”、“琴心”、“桃叶”、“程乡酒薄”、“带眼频移”等皆系用典。这首诗在使事、用典、言情方面，比前诗略胜一筹，它不是搬用，而是化用。如颔联中的“鲛人泪有千珠进”一句，典出《博物志》所载《鲛人泣珠”的传说，而作者又触合白居易诗“千珠万珠落玉盘”、韩愈诗“潺湲泪交进”加以变化改造而成，颇有一番推陈出新的功夫，使之与自己“此夕”磊落不平的心境相惬。

 类似以上两诗大量使事用典的，在西昆体诗集中比比皆是，有些诗用得还比较成功，这是应当肯定的。但综观《西昆酬唱集》，就整个诗歌而言，虽然形式上词藻丽、声律美、对仗工，但其主要倾向确实是反映的生活面窄，思想内容贫乏，缺少真情实感，故意玩弄词藻典故者多。不如不用典的“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生动精美。因此，他们仿效李商隐的形式，却比李诗更雕饰和堆砌；他们模拟李商隐的风格，却学不来李诗的深沉和挚情，只是片面地发展了李诗的唯美主义倾向，这就造成了西昆体诗歌内容上的贫乏与空虚，诗风的平弱与纤丽，语意的晦涩与深僻，以至于有的诗旨意难求而近似诗迷，读起来给人支离破碎、味同嚼蜡之感。

 其三，精心雕章琢句。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说：“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灸人口。……因以历览遗篇，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子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他们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消遣而互相唱和，他们创作的方法是挹其芳润、雕章琢句。因此，西昆体诗歌大多“组织工致”，词丽藻绘，音节锵铿，对偶工整。例如杨亿的诗《梨》：

 繁花如雪早伤春，千树封侯未是贫。
 汉苑漫传卢桔赋，骊山谁识荔枝尘？
 九秋青女霜添味，五夜方诸月溜津。
 楚客狂醒朝已解，水风犹自猎汀苹。

 又如钱惟演的《荷花》。

 水阔雨萧萧，风微影自摇。
 徐孃羞半面，楚女妒纤腰。
 别恨抛深浦，遗香逐画桡。
 华灯连雾夕，钿合映霞朝。
 泪有鲛人见，魂须宋玉招。
 凌波终未渡，疑待鹊为桥。

 以上两诗不但使事用典较多，而且精致工巧，声韵谐婉，皆系精雕细琢而成。但诗缺现实生活，少真情实感。由于他们在形式上的苦心追求，西昆体中也造出了不少好的句子，比如“风来玉女鸟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馆中新蝉》)、“霜桂丹丘路，星榆北平城”(《禁中庭树》)、“水阔雨萧萧，风微影自摇”(《荷花》)、“雨势宫城阔，秋声禁树多”(《诗人玉屑》)等等，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杨亿等人不仅诗词如此，而且连散文也模仿李商隐的“四六文”。所谓“四六文”，就是在散文中全部用四个字或六个字一句。由于各句之间必须互相对偶，因此又叫“骈文”。

 西昆体作者多半是内廷侍臣，生活舒适，生活面窄，所以西昆体中大量的诗是象《夜宴》、《直夜》、《别墅》、《赐宴》、《代意》等反映其官僚宫庭生活的作品。他们所唱和的绮宴、华灯、纤腰，蕙帐等，反映了侍臣们精神生活的空虚。这些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和南朝轻艳浮华的宫体诗差不多，这是我们应当首先看到的。因此，石介曾作《怪说》加以斥责：“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其为怪大矣！”但是，西昆体中也有一些借古讽今的作品，如《南朝》、《汉武》、《宣曲》、《始皇》等等，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均有可取之处。例如杨亿的《汉武》：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
 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溥金掌费朝餐。
 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
 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此诗借汉武帝晚年为长生之说所惑，祀神求仙的史实，来规讽宋真宗听信佞臣王钦若伪造天书、东封泰山、赶造“玉清昭应宫”，以供祭祀之需的鬼把戏。诗写得委婉含蓄，音韵流啭。因此。宋李颀《古今诗话·中山诗话》说：“然大年《咏汉武诗》云：‘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义山(李商隐)不得过也。”又如杨亿的《明皇》：

 玉牒开观检未封，斗鸡三百远相从。
 紫云度曲传浮世，白石标年凿半峰。
 河朔叛臣惊舞马，渭桥遗老识真龙。
 蓬山细合愁通信，回首风涛一万重。

 此诗借唐明皇李隆基宠信善为“紫云”妙曲的杨贵妃，终于酿成河朔之叛，仓皇遁逃蜀境的史实，来讽谏真宗沉缅酒色，专宠刘、杨二妃之事，告诫真宗这就是前车之鉴。

 其次，还有少部分诗如《鹤》、《馆中新蝉》，《禁中庭树》等，采用托物寄兴的手法，将咏物与咏怀揉为一体，曲折委婉地传达了作者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那洁身自赏、慨叹自伤的心曲，亦有可取之处。

 杨亿、钱惟演等人提倡学李商隐，在诗中铺排典故，装点辞藻，形成一种典丽华美，组织精工的诗风，力图以此来矫正宋初诗坛浮浅之弊，虽失之“弄斤操斧太甚”，以至于“七日而混沌死”(《珊瑚钩诗话》)，“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儒林公议》)因此，对西昆体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都是片面的。

 杨亿、刘筠等人在朝廷中位居馆阁，地位较高，加之当时晚唐遗风未尽，追求唯美主义的风气十分盛行。又由于他们反对宋初浅薄刻露的文风，在名义上效法李商隐的深沉与含蓄，在艺术上又远胜宋初的时文，所以曾一度盛行不衰，“时人争效之”。宋真宗于祥符二年(1009)下诏禁止使用浮华的文字，提倡使用古文，以消除西昆文风的泛滥。他指斥说：“近代以来，属辞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竟雕刻之小巧。”告诫“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徂徕先生全集·祥符诏书记》)当时，古文家柳开、穆修、王禹偁等人，也从形式上反对西昆的“骈丽浮声”，而道学家石介则从维护程朱理学出发，亦猛烈地反对西昆体的“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他们提出文以明道、文道合一的口号来批判西昆派，主张恢复韩柳古文运动的传统，但终因缺少文学的实绩而收效甚微。其后，苏舜钦、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等人出，继承并发展了柳开以来的复古主义传统，坚决反对晚唐五代及宋初华艳颓靡的形式主义文风，反对西昆体脱离实际、沿袭古人，雕章琢句和无病呻吟的流弊，才把诗文革新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开创出一种朴淡幽峭而又健康清新的诗风。到十一世纪中叶，持续时间达四十余年的西昆体，终于让位于古文。从此，宋代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