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为乾嘉时的张惠言所开创,后经嘉道时的周济进一步加以完善和发展,加之同光时的谭献、冯煦,清末的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孝臧等人推波助澜,遂成为清代中叶以后领袖词坛的又一大词派。
清代,在词的发展史上号称为词的中兴时代,不仅作者辈出,而且标举词派成风。除以南唐词风著称的纳兰性德等人外,先后兴起的还有浙西派和阳羡派。如果以创作而言,前者标举姜、张之清空,朱彝尊开其端,厉鹗振其绪,固曾盛极一时; 后者则崇尚苏、辛之豪放,以陈迦陵为领袖,亦曾风靡当世。然而,浙西派之末流一意追求清空而流于空疏浮薄,阳羡派之末流一味讲究豪放而流于叫嚣粗率,致使当时词坛上学周、秦一派的流为“淫词” ( “揣摩床第,污秽中冓”的色情之作),学苏、辛一派的流为“鄙词” ( “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的庸俗之作),学姜、张一派的流为“游词” ( “义不出乎花鸟,理不外乎应酬”的无聊之作),内容贫乏是它们的共同之处,词风浮浅与粗俗则是它们的两个极端。嘉庆年间,张惠言、周济诸人出,以“风骚”之旨相号召,反琐屑饾饤之习,攻无病呻呤之作,从者翕然效之,遂有常州词派的兴起。其次,就其特定的历史需要而言,常州词派的产生也有其适应的一面。乾嘉时期,正是清王朝由鼎盛转入中衰的转折时期,清王朝的内外矛盾斗争十分尖锐激烈。清王朝的黑暗统治,不仅导致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而且引来了外国列强们的侵略与掠夺。这无情的现实,再也不容许封建士大夫们逍遥物外,终日沉浸在笙歌鼎沸的鬓光袖影之中,避开斗争现实而去专门追求唯美主义的春梦词了。因此,常州词派提倡“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用词来抒写个人观感和讽谕现实的词论主张,正符合了当时一般词人的审美心理,故一时和者从风,很快就取代了浙西词派的词坛盟主地位。
常州词派的词论主张是尊词体、重比兴、区正变。
一、尊词体。常州词派主张依据儒家“诗教”推尊词体,欲把当时视为“诗余”的词,提高到“史诗”的地位,使之合于士大夫的价值标准。就文体之正统而言,诗有诗教,文有文统,唯独词起源于里巷歌谣,且向有“侧艳”的传统。因托体不高而被目为小道,不得登正统文体的大雅之堂。张惠言欲正本清源,想要打破词为“卑体”的传统观念,努力提高词的地位,以挽词风每况愈下的颓势于既倒,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尊体”。他在《词选序》中说: “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 ‘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张惠言提出词出自唐人之手,与乐府同源,并利用前人解释《诗经》《楚辞》的方法来解释词,把词与《诗经》《楚辞》相提并论,其用意是要托体自尊,欲借此来达到提高词体地位的目的。他从儒家诗教的正统观念出发,认为“尊体”的最根本途径是扩大词的题材,重视发挥词的社会作用,做到“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因此他提出了词应上接《风》《骚》,“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的词论主张。他认为只有这样词才能立意深,品格高,浮浅与粗俗之弊方可尽扫,才能使一向被视为“卑体”的词能与诗赋一样,跻身于儒家传统所认可的正统文体之列。常州词派的另一位重要词论家周济在其《词辨》中也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周济认为诗有“史诗”,词也应该有“史词”,其内容或事前的“绸缪未雨”,或为虑乱的“太息厝薪”,或为积极的“己溺己饥”,或为消极的“独清独醒”,总之都应以时代的盛衰作为背景,可为后人“论世之资”,有“史”的意义,才能使词这种文体独树一帜。常州词派的这一词论主张,对纠正当时词坛的流弊和提高词体的地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重比兴。由上述可知,常州词派不仅推尊词体,而且注重“比兴寄托”,提倡“意内言外”。所谓比兴寄托、意内言外,亦即陈廷焯所说的“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 (据《白雨斋词话》卷一)张惠言为了宣扬自己的这一词论主张,精选了唐宋名家四十四人的词一百一十六首,并专从比兴寄托的角度加以笺释词意,编为《词选》一书。因此,黄彭年在《香草词序》中评论张惠言说: “诗亡而乐府兴,乐府衰而词作。其体小,其声曼,其义则变风变雅之遗。自皋文张氏以意内言外之旨论词,而词之旨始显。”常州词派的后继者周济不仅也重比兴寄托,而且还指出了实践比兴寄托的重要途径。他说: “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裴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 (据《介存斋论词杂著》)他认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 (《宋四家词选序》),主张作词要做到有寄托与无寄托的辩证统一,使词达到“言近而旨远,词浅而义深”的幽微境界。由此可见,周济的所谓“无”乃是从“有”转化而来的“无”是先“入”而后“出”的“无”,并非真正无寄托比兴的“无”’。因此,詹安泰在《论寄托》一文中曾经说:“周氏所谓‘无寄托’,非不必寄托也,寄托而出之以浑融,使读者不能斤斤于迹象以求其真谛。”又说: “曰‘求无寄托’,则其有意为无寄托,使有寄托者,貌若无寄托可知。” (1936年《词学》季刊三卷三号,第11—12页)正如况周颐所说“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蕙风词语》卷五)周济的由“有”而“无”’由“入”而“出”的理论,既可以因“入”与“有”而避免浮浅空虚之病,又可以因“出”与“无”而避免为词过实之弊,这的确不失为一种十分精辟而又独到的见解。因此,常州词派的意内言外之说,比兴寄托之论,自从张惠言提出之后,词家词论家大都翕然从其所论。常州词派诸家自不必说,其它如刘熙载、冯煦、项鸿祚诸人,也为之推波助澜,不仅使这些词学理论影响甚大,而且使常州词派盛极一时。
三、区正变。常州词派从传统的正变观出发,宗温庭筠、周邦彦等人,其论词标准是“深美闳约”。所谓“深闳”,是指词的思想内容深刻闳富,意境深远广大;所谓“美约”,是指词的审美价值及艺术概括。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评论五代词时说: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司空图、韩偓,亦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他还认为“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他们的词才“近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因而比兴温厚,一归于正。他认为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诸家的词“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批评柳、黄的词“荡而不反”,流于秾艳; 刘过的词“傲而不理” ,流于叫嚣粗率; 吴文英的词“枝而不物”,表面华丽夺目,其实言之无物。浙西派强调清空醇雅,偏重形式,常州派强调寄托,注重内容,这是常派不同于也高于浙派的地方。常州词派著名词论家周济也说: “皋文曰:‘飞卿之词,深美闳约’ 信然。飞卿酝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神理超越。” ( 《介存斋论词杂著》 )周济不仅推崇温庭筠,而且还十分推尊周邦彦。他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说: “清真(周邦彦),集大成者也。稼轩(辛弃疾)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 碧山(王沂孙)餍心切理,言近旨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 梦窗(吴文英)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是为四家,领袖一代。余子犖犖,以方附庸。……问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余所望于世之为词者盖如此。”周济虽推崇辛弃疾等人,却视周邦彦为集大成者,把辛词置于周词之下。周济还把周邦彦、史达祖、吴文英等人偏美格律的咏物之作,放在正统地位,亦即正体之中,把辛词视为“变调”、“别格”放入“变体”之中,而范仲淹的名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等词,连入选“变体”的资格也没有。常州词派的鼻祖张惠言则对温庭筠的词推崇备至,他的《词选》一书重婉约轻豪放,重雅正轻俚俗的倾向十分明显,以符合变风、比兴、雅正之义的词为正体,反之则为变体。此书所选温词占十八首,辛词仅六首,苏词只四首,而且并非都是苏、辛的代表作。浙派以姜、张为正宗,常派奉温庭筠、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等人为正宗,在偏美形式这一点上,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差别。由此可见,常州词派关于词的正变观,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仍旧受着儒教尊体派的明显影响,拘守以婉约为正宗,以豪放为别格,鄙弃俚俗的正统观念,另一方面,以雅为正也是针对当时“揣摩床第,污秽中冓”的淫词和“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嚣则市侩之盛气”的鄙词而发,其意在提高词格,以争得词的正统地位,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常州词派为了在前人的作品中寻求“微言大义”,过分“依物取类,贯穿比附”,故其论词往往捕风捉影,失之于穿凿附会,流为经学家的迂腐。其最著者则是经学家张惠言,如“传曰:意内言外谓之词”,就其为了抬高词体,托体自尊的做法,以及他为了反对浙西派末流的浮薄空疏,强调比兴寄托,对词的创作与欣赏而言,当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说文解字》卷九说: “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段玉裁注: “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词。”很明显,《说文解字》所说的“意内言外”,根本不是指作为诗体的词,而是指语词而言的。又如他在《词选》中对苏轼《卜算子》笺释说鲖阳居士云: “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等等,最后他说“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说欧阳修《蝶恋花》一词中的“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也;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殆为韩范作乎?”还说温庭筠《菩萨蛮》一词的内容似《感士不遇赋》,其篇法同于《长门赋》,“照花前后镜”四句有屈子《离骚》初服之意。周济在《词辨》中也附和张说,以“士不遇”读之最确。词至宋后,文人之作日多,寄托之说愈盛,所谓“ ‘琼楼玉宇’ ,天子识其忠言; ‘斜阳烟柳’ ,寿皇指为怨曲; 造口之壁,比之诗史; 太学之咏,传其主文。” (金应珪《词选后序》 )作者确有寄托,读者亦有所悟。然牙板金尊,不必尽言忠爱,而双枕堕钗、香囊罗带之词亦有间作。可张惠言过分牵强附会,故其论词实多谬误,不可尽信。因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批评张惠言说: “固哉! 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一时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纹罗织。”谢章铤在张惠言《词选跋文》中也指出: “读皋文此选,则词不入于浅,……皋文之有功于词岂不伟哉。然而杜少陵虽不忘君国,韩冬郎虽乃心唐室,而必谓其诗字字有隐衷,语语有微词,辨议纷然,亦未免强作解事。”这些批评,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常州词派除前面所讲到的张惠言、周济、陈廷焯、谭献、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等人外,还有张琦、董士锡、恽敬、左辅、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金应珹、庄棫、金式玉等较有名,其代表人物是张惠言和周济。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嘉庆四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著有《茗柯词》、《茗柯文编》,并编有《词选》、《七十家赋钞》等。张惠言是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学家,他文崇唐宋,与恽敬同为阳湖派首领。其词低徊要眇,婉而多讽,语言凝练纯净,且无绮靡秾艳之病。如写暮春的《水调歌头》:
……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
黑暗势力和恶劣环境,往往会孕育出象春色一样美好的人和物,却又把他们无情地断送。此词言有尽而意无穷,寄托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切身感受,给人以很高的审美价值。又如他的名作《木兰花慢》,通过晚春飘泊的杨花形象,寄托了作者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云山愁影,萍踪泪凝的感慨,其情真挚深微,感人至深。还有他的《木兰花慢·游丝》、《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风流子·出关见桃花》等词,一唱三叹,哀断幽艳,表达了自己“感士不遇”的真实情感。因此陈廷焯评论其词时说: “热肠郁思,若断还连,全自风骚变出。”(《白雨斋词话》卷四)
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年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宜兴)人。嘉庆十年进士,曾任淮安府学教授。后隐居金陵春水园,潜心著述,著有《味隽斋词》、《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晋略》等书,并辑有《宋四家词选》。其代表作如《渡江云》:
春风真解事,等闲吹遍、无数短长亭。一星星是恨,直送春归,替了落花声。凭阑极目,荡春波、万种春情。应笑人、舂粮几许,便要数征程。冥冥,车轮落日,散绮余霞,渐都迷幻景。问收向、红窗画箧,可算飘零?相逢只有浮云好,奈蓬莱东指,弱水盈盈。休更惜,秋风吹老莼羹。
此词起落有度,含蓄深沉,既是写飘零的杨花,又是写飘泊的人,寄托了作者的深深慨叹。谭献评之曰: “怨断之中,豪宕不减。” (《箧中词》)
常州词派其他词人的作品,如恽敬《阮郎归·画蝴蝶》、张琦《摸鱼儿·渐黄昏》、钱季重《六丑·见芙蓉花作》 陆继辂《隔溪梅·蝴蝶》、丁履恒《缘意·雁》等,都是索物寄意之作,此类作品与浙西派“巧构形似之言”的咏物词相比,在意格方面确有深浅之别与高下之分。但由于常州词派的生活面窄,创作又脱离实际,加之过分强调寄托的含蓄,故其作品多意境狭窄,词旨隐晦,且偏于拟古之病,这是应当扬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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