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是魏帝齐王芳的年号，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文学史上称为“正始文学”。当时正值魏晋易代之际，政治险恶，社会动乱，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十分尖锐、残酷。由于魏帝闇弱，政治实权已旁落到司马懿父子手中。司马懿于嘉平元年(公元二四九年)以阴险狡诈的手段击败政敌曹爽；司马师于嘉平六年(公元二五四年)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曹髦为魏帝；司马昭于景元元年(公元二六○年)弑杀高贵乡公曹髦，立曹奂为魏帝。公元二六五年司马炎(即晋武帝)以所谓禅让方式灭魏，建立晋朝。在这动乱的易代过程中，司马氏一面剪除宗室，夺取曹魏政权，同时又排除异己，杀害名士文人。比如在杀曹爽时，不仅诛灭曹爽兄弟三族，而且把曹魏集团的名士何宴、李胜、丁谧、邓飏、毕轨、桓范等同日杀戮。当时人们有“名士减半”的哀叹。又如夏侯玄、李丰、许允等当时持节高尚，很负众望，由因对司马氏不满，被司马师残酷地杀害。至于文辞壮丽、人品高尚的嵇康之死，更是得罪了权贵，祸起笔端。

由于这种黑暗恐怖的政治环境，给予文学以极大的影响。它使一些知识分子有“忧生之嗟”，逃避现实的情绪，促进了玄学的发展。这时的文学，已不如建安文学那样富有现实性。著名文士有何宴、王弼、阮籍、嵇康等。《魏氏春秋》(《魏志·王粲传》注引)说： “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这“七贤”已与建安七子有别。他们多寄情于竹林山水之乡，既对政治不满，又对社会生活感受不深。由于文人生活、思想的转变，也就促使文学精神的转变。因此，文学内容多出现虚无、玄想的倾向，表现方法多为象征、隐蔽。《文心雕龙·明诗》说： “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宴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这里说何宴之徒浮浅，从其现存的作品《鸿鹄比翼游》、《转蓬去其根》来看，确是如此。而“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阮咸三人没有诗作留传下来，向秀只有《思旧赋》一篇，刘伶只传下《酒德颂》、《北芒客舍》二首。称得上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主要是嵇康和阮籍。他们都不满现实的腐朽，看到司马氏假“名教”以达到自私的目的，便以老庄的“自然”与之对抗。在创作上贯串着老庄思想，与建安文学有所不同。但在曲折反映黑暗政治现实上，基本精神又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儿子，“竹林七贤”之一，曾为步兵校尉。《晋书·阮籍传》说他： “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之所以“不与世事”，“酣饮为常”，是因为环境过于恶劣，又不愿去趋炎附势、同流合污，只好纵酒取乐，走消极反抗的道路。阮籍博览群书，才藻艳逸，爱酒任性，鄙弃礼法。在他的生活思想中，表现出明显的佯狂形象与叛逆精神。他的《大人先生传》，对儒家的传统思想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指出： “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一语揭穿了封建统治的本质。阮籍行动上佯狂放荡，实是内心痛苦的表现。他反对虚伪的礼法，歌颂清静逍遥的境界，有着游仙的幻想，寄悲愤于比兴。表现这些思想和心情的诗就是那八十二首《咏怀诗》。这些诗非一时之作，当是平生诗作的总题。颜延之说：“嗣宗身事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讽，而文多隐避。百代以下，难以情测。” (《文选》李善引注)《诗品》说： “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沈德潜说： “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寄兴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令读者没求归趣。”正由于：“其体趣，实谓幽深”，“文多隐避”，所以只能“粗明大意”而“略其幽旨”。这种表现方法，与时代密切相关。阮籍在《咏怀诗》第一首中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又在第三十三首中说：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这种忧思、伤心、履冰心情，贯穿在整个咏怀诗中。他忧思社会的离乱，不满政治黑暗而又无力改变；他羡慕仙境的美丽而又感其虚无，痛恨现实的恶劣而又无法逃避，时刻忧生惧祸，故有履冰临渊的痛苦。如此等等，都是作者所咏之怀。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山西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咏怀诗》第三首)

这首诗确是“志在刺讽，而文多隐避”。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政权交替的信息。由于朝政混乱，仕途险恶，正直的人朝不保夕，所以他有这种深重的忧虑，只好走伯夷、叔齐之路，到西山去当隐士。

阮籍“善弹琴”，是个音乐家。他嗜酒能啸，对人能为青白眼。据《晋书·阮籍传》记载：他曾对司马昭说，东平府风土很好，要求去那里作太守，经同意后，他便骑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他听说步兵府有酒三百斛，就要求去当步兵校尉，于是入府内，成天与刘伶酣饮。一些封建礼法者认为大逆不道之事，他偏偏要去作。比如，他嫂子回娘家他要去道别。邻家一个有才色的女子死了，既非亲又非故，他“径往哭之，尽哀而还”。邻里有个漂亮的卖酒少妇，他常去那儿饮酒，醉了就睡在她的侧边。他这些任诞之举，实是对乱世现实和封建礼法的反抗。尽管他不断在司马氏手下作官，但都是违心的保身之举。当晋文帝司马昭替儿子司马炎向他求亲的时候，他烂醉六十天，装聋作哑，司马昭只得罢了。在司马氏夺权时，演了一出“劝进”的丑剧，阮籍被迫代公卿们起草了“劝进书”，这是一个劣迹。

嵇康(224—263)，字叔夜，谯郡銍(今安徽宿县西)人，曾任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他学问渊博，文辞壮丽，人品高尚，尚奇任侠，不但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之一，也是“竹林七贤”的佼佼者。他鄙弃礼法与阮籍相同，且才高识远，时有卧龙之称。他还是老庄哲学的思想家，超绝当世的音乐家。后因友人吕安之事牵连入狱，加上钟会的谮言而被司马昭杀害。但是，他至死也不向残暴的统治者低头，表现了峻急刚烈的性格和威武不能屈的情操。《晋书·嵇康传》说他临刑时，“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可见其在当时学术界的名望了。东晋诗人颜延之说他“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服(《五君咏嵇中散》)”。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咏史》诗中也说：“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嵇康的人品和文品确实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有二十多首四言诗，既有高洁的志趣和愤世疾俗之情，也富秀逸的风格，脱出诗经的藩篱。其中十九首是赠给其兄嵇喜的，题为《赠秀才入军》，有些较好的作品。所以《文心雕龙·明诗》说： “嵇志清峻”，《诗品》说嵇诗“过于峻切”。他临死前写的著名的《幽愤诗》，通篇说的是自己梗直性格养成的原因和由此致祸的本末，虽然遭到政治迫害，并不改变自己的意气。最后只能“采薇山阿，散发岩岫”，始终不和司马氏合作。

嵇康主要成就是散文。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对黑暗的政治作了无情的讽刺，对儒家传统表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景元二年(公元二六一年)，“竹林七贤”之一的山巨源由吏部选曹郎升任散骑常侍。他出于为司马氏网罗人才的目的，推荐嵇康继任自己原来的职务。嵇康听到后便写了这封绝交的长信。信中不仅指责山涛“羞庖人之独割，行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羶腥”，为司马氏罗致奴隶的企图，申明自己“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耿直秉性；而且直言不讳地说： “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这里所说的“必不堪者七”是表示对虚伪礼教的蔑视，“甚不可者二”，更是公然对抗朝廷法制。尤其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和态度，更是对司马氏篡权阴谋的公开揭露和批判。汤武周孔都是司马氏在篡权时所要仿效的古圣先例和所需要凭借的理论根据，而嵇康统统加以鄙薄和反对，这就使“大将军闻而怒焉”。于是，司马昭立即派人从山涛处抄走原信全文，嵇康由是祸起笔端。此外，嵇康还在《卜疑》、《释私论》、《管蔡论》、《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等作品中，发表不同流俗的大胆见解，讽刺攻击司马氏，鄙弃嘲笑礼法之士，极力为管蔡二叔翻案；把“六经”仁义比作“鬼经”、“腐臭”，肆意挖苦；对司马氏以周公自居而“宰割天下，以奉其私”进行激烈的抨击。因此，在景元三年(公元二六二年)的冬天，因好友吕安被诬而牵连入狱，不久就被杀害了，死时年仅四十。他临刑前，从容地弹奏了今已绝世的乐曲《广陵散》。

阮籍和嵇康由于思想上有着复杂的矛盾，反映在作品中也掺杂有积极和消极因素。阮籍性格放任，嵇康性格坚强，表现在作品中有着“遥深”、“清峻”的不同风格。正如《文心雕龙·才略》所说，一个是使气命诗，一个是师心遣论，形成了正始文学的特有精神，为后世所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