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来大一统社会的道德纲领。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纲”，原为提网的总绳，这里是一种比喻，意为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有绝对的支配权力，而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则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显然，这是君主大一统专制下男性社会的权力宣言。“三纲”说并非儒家发明，而是始倡于战国韩非。《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是古代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赤裸裸地宣扬君权至上的专制主义，将君臣关系完全绝对化。先秦儒家论及君臣、父子、夫妇等关系，都是从相对的角度来切入，如孔子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等，都是相对的关系。而且，在孟子那里，更有“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民本思想。在儒教经典以及先秦儒家言论中，是找不到“三纲”所表述的专制思想的。随着大一统君主专制的建立，西汉儒家董仲舒继韩非之后，从“阳尊阴卑”的角度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从属关系。他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自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又说：“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合”即“配合”，就是被支配的一方。这便是所谓的“王道三纲”。东汉谶纬神学始对“三纲”作了明确的表述，据东汉钦定法典《白虎通义》：“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又引纬书《含文嘉》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此，“三纲”就成了儒教的基本教义，宋代理学家甚至将其神化为“天理”，认为是亘古不变的绝对真理。唐代韩愈曾模仿周文王的语气，写周文王被纣王囚禁后的感情，道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南宋理学家朱熹对这两句赞叹不已，说：“看来，臣子绝没有说君王不是的道理。”此后中国便有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诛心之论，甚至使得传统士大夫在帝王面前情不自禁滋生出一种“原罪意识”。这与先秦儒家如孟子的主张，真是南辕北辙。有趣的是，朱熹却对孟子其人其书推崇备至，认为是孔子的嫡传，甚至公开声明，自孟子以后，真孔学便失传，汉唐儒家都是歪曲圣意，于是重新注释《论语》、《孟子》等，编为《四书集注》。这部《四书集注》在明朝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圣经，八股文都必须在里面去找题目。朱元璋这位贫民出身的开国皇帝翻阅《孟子集注》，当读到“民贵君轻”、“诛独夫纣不算弑君”等句时，龙颜大怒，说是“这老儿倘活到今日，朕非严办不可”，下令在孔庙中撤销亚圣的牌位。明清以来，“三纲”作为君权、父权、夫权的纲纪，就成了专制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