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后来曾居住在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自号“少陵野老”，后世便称他为“杜少陵”。出身于官僚世家，其十三世祖即西晋名将杜预。杜预曾为镇南大将军，以平吴功，封侯。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官奉天令。据杜甫《进雕赋表》称：“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将“奉儒守官”作为自家的“素业”，这就决定了杜甫的人生志向。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7)，杜甫到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未被录取。但他并不甘心，他在作了十年漫游之后，于天宝五年(746)，也就是他三十五岁的时候，索性住到长安，寻求进入官场的机会。五年后，唐玄宗举行祭祀天地、祖宗、老子的盛典，杜甫献上自己撰写的三篇“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但他一等就等了四年。其间，他又数次向玄宗上赋颂，如《封西岳赋》、《雕赋》、《天狗赋》等，而每上一赋，他都要陈述自己的家世、志向和目前的困境，希望能得到“明主哀怜”。杜甫在长安的这十年，生活是怎样维持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据他当时写给尚书左丞韦济的诗自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一位才富学赡、胸有大志的世家子弟，年过四十，困顿到这般田地，其心中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杜甫对世态人情的感受，因而很深刻，其诗风以“沉郁顿挫”为特点，想必就是这种经历造成的。但是，尽管他感叹“儒冠多误身”，却不能放弃当官的念头，而选择另外一种人生道路。现代人很难理解杜甫的这种执著，或者笑其迂腐，或者贬其官迷心窍，须知杜甫的价值取向来自对儒家人生哲学的信仰，这就决定了他要以当官从政为孜孜追求的目标。天宝十四年(755)，四十三岁的杜甫终于得到一个品级很低的官职。但就在这一年冬天，安史之乱爆发了。次年，杜甫设法逃出被叛军占领的长安，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虽然这只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但却是杜甫唯一一次在中央任职。不久，宰相房琯因兵败被免职，杜甫上疏申救这位曾和他是布衣之交的宰相，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就在此后的一年，杜甫目睹普通百姓在战乱中蒙受的苦难，写出了被后人称为“诗史”的“三吏”、“三别”等作品。生活在太平时代的读者，希望从诗歌中得到美的享受，因而对这些平铺直叙的“诗报告”不以为然，但设身处地，就不难体会到这些作品的震撼力量。时逢关中大饥，杜甫对仕途也渐渐失望了，便在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辞去官职，携家投奔他在蜀中的朋友。他先定居成都，在城西浣花溪畔修建了一座草堂。不久，他的故交严武出任成都尹(市长)兼剑南节度使(军政最高长官)，与他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后来又表荐他担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虚衔)。这就是杜甫被后人称为“杜工部”的来历。严武死后，蜀中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依凭，他便带全家乘舟东下，先在夔州住了两年，留下了《秋兴八首》等名篇。五十七岁那一年，杜甫乘舟出三峡，仍然居无定处，漂泊于湖南、湖北之间。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杜甫病逝在湘江的旅舟上。杜甫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见证人，他深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响，没有李白那种超脱、飘逸，所以更关注现实的社会人生，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都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故其作品有“诗史”之称。但杜甫所以又被尊为“诗圣”，绝不只是因为他写出了《兵车行》、《北征》、“三吏”、“三别”等“忧国忧民”的作品，更因为他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在诗律、语言、修辞上的创造性试验和苦心追求，使唐诗在表现技巧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更重要的是，杜甫在艺术上所建立的典则，开启了后代众多的诗家、诗派，这是包括李白在内的古今任何一位诗人都无法相比的。还有一点，杜甫表达感情时的节制和凝练，以及深厚的学问所培养的文化底蕴，最符合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