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文学的代表作家。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庾姓本是中原世家，西晋亡国后，南迁江左，与王、谢、桓并称东晋的“四大家族”。东晋亡国后，庾姓依旧是士族。庾信的父亲庾肩吾诗书俱佳，与另一位诗人徐摛同为梁太子萧纲的文学侍从，当时号为“高斋学士”。庾信和徐摛之子徐陵(《玉台新咏》的编者)自幼随父亲出入宫廷，后来又都成为萧纲的东宫学士，令当时的人非常羡慕。梁武帝和太子萧纲都非常喜欢诗歌，尤其喜欢“艳诗”，作为宫廷诗人的徐、庾父子又都是写“艳诗”的高手，每有一诗，京都莫不传诵，时人号为“徐庾体”。“徐庾体”就是“艳诗”即“宫体”的代名词。据《北史·文苑传》载，庾信“身长八尺，腰带十围”，这样一位伟丈夫，居然能写《春赋》、《对烛赋》、《荡子赋》和一系列缠绵悱恻的艳情诗，而且风靡江南，真要令人对“文如其人”或“风格即人”一类的结论大打折扣。如果梁朝是百年王朝，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许将是另一种情形。国家不幸往往是诗家幸，这一句老生常谈，在庾信身上得到了体现。梁武帝末年，庾信三十六岁时，侯景围攻梁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梁武帝被饿死，梁简文帝即太子萧纲被杀死，庾信逃奔江陵(今属湖北)投湘东王萧绎。萧绎派大将王僧辩、陈霸先(后来陈朝的开国皇帝)平侯景之乱，即位称帝(梁元帝)，庾信被封为侯爵，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梁元帝萧绎被杀，庾信的“故国”和“旧君”都同时成为了历史。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他既是被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鲜卑人的西魏，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北周代魏后，庾信仍然受到隆重的礼遇，官爵继续升迁。时北周与陈朝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朝便点名要庾信和王褒等人，北周放还了所有的人，唯有庾信和王褒，北周舍不得让他们离去，便继续留在了北方，直到老死。尽管庾信在北朝身处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无法排遣的矛盾，尤其是身仕敌国而带来的羞愧，身处异族而引起的故国之思，愈到老年，就愈加强烈。青年庾信的浮艳、清新变成了老年庾信的深沉、苍凉，加上他对声律、典故、骈偶等修辞技巧的熟练运用，使其后期的诗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如《寄王琳》：“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又如《拟咏怀》之十一：“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楚歌绕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庾信后期的赋如《小园赋》、《枯树赋》、《伤心赋》、《哀江南赋》等，集南北朝赋体的大成，而开唐宋“四六文”的先河。最能代表其风格的是《哀江南赋》，这是庾信回忆梁朝亡国旧事与叙写身世之感的千古名篇。赋前用骈文写的序，叙述自己被扣留在西魏的悲愤，就已经惊心动魄：“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囚之冠;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几乎是一句一典，而这些典故的化用，为作品增加了联想的广度和情感的深度，读之令人心颤。杜甫有诗叹曰：“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