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遇艳人》
一日,三月春光明媚时分,金莲打扮光鲜,单等武大出门,就在门前帘下站立,——约莫将及他归来时分,便下了帘子,自去房内坐的。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却有一个人从帘子下走过来。自古没巧不成话,姻缘合当凑着: 妇人正手里拿着叉竿放帘子,忽被一阵风将叉竿刮倒,妇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头巾上。妇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纪,生的十分博浪: 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玲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腿上勒着两扇玄色挑丝护膝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可意的人儿,风风流流从帘子下丢与奴个眼色儿!这个人被叉竿打在头上,便立住了脚。待要发作时,回过脸来看,却不想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但见他: 黑鬒鬒赛鸦翎的鬓儿,翠弯弯的新月的眉儿,清泠泠杏子眼儿,香喷喷樱桃口儿,直隆隆琼瑶鼻儿,粉浓浓红艳腮儿,娇滴滴银盆脸儿,轻嬝嬝花朵身儿,玉纤纤葱枝手儿,一捻捻杨柳腰儿,软浓浓白面脐肚儿,窄多多尖趫脚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更有一件紧揪揪、红绉绉、白鲜鲜、黑裀裀,正不知是什么东西!观不尽这妇人容貌,且看他怎生打扮。但见:
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髻,四面上贴着飞金。一径里垫出香云一结,周围小簪儿齐插。六鬓斜插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押。难描八字弯弯柳叶,衬在腮两朵桃花。玲珑坠儿最堪夸,露赛玉酥胸无价。毛青布大袖衫儿褶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绫纱。通花汗巾儿袖中儿边搭剌,香袋儿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裤腿儿脏头垂下。往下看,尖趫趫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牙;老鸦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坐处风吹裙袴。口儿里常喷出异香兰麝,樱桃初笑脸生花。人见了魂飞魄散,卖弄杀偏俏的冤家!
那人见了,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早已钻入爪哇国去了,变做笑吟吟脸儿。这妇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说道:“奴家一时被风失手,误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头巾,一面把腰曲着地,还喏道:“不妨!娘子请方便。”却被这间壁住的卖茶王婆子看见。那婆子笑道:“兀的谁家大官人打这屋檐下过?打的正好!”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时冲撞,娘子休怪!”妇人答道:“官人不要见责!”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个喏,回应道:“小人不敢!”那一双积年招花惹草、惯觑风情的贼眼,不离这妇人身上。临去也回头了七八遍,方一直摇摇摆摆,遮着扇儿去了。有诗为证:
风日清和漫出游,偶从帘下识娇羞。
只因临去秋波转,惹起春心不肯休。
当时妇人见了那人生的风流浮浪,语言甜净,更加几分留恋:“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谁,何处居住。他若没我情意时,临去也不回头七八遍了。不想这段姻缘,却在他身上!”却是在帘下眼巴巴的,看不见那人,方才收了帘子,关上大门归房去了。
看官听说: 莫不这人无有家业的?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那人复姓西门,单名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他父母双亡,兄弟俱无,先头浑家是早逝,身边止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为继室。房中也有四五个丫鬟妇女。又常与勾栏里的李娇儿打热,今也娶在家里。南街子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丢儿,包了些时,也娶来家居住。专一嫖风戏月,调占良人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一个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余遍。人都不敢惹他。
【赏析】
此篇应和前述“嫌夫卖风月”对照起来阅读,可以发现其中大有奥妙: 原来对比不仅可以使用在同一个场合的不同人物身上,而且也可以使用在不同场合的不同人物身上。换言之,我们在结构小说的章回时,同样可以运用对比的艺术手法,使全篇的艺术结构高低起伏,蜿蜒曲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而在互相的鲜明对比中凸显小说所要表现的思想主题。
这则故事所写,仅是小说情节发展中的一个场面,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不平凡的场面。为何这样说呢?正如戏曲舞台上人物的亮相那样,揭幕前的紧锣密鼓以及大幕拉开后的美妙背景和跑龙套的人物上场,这一切统统是铺垫,其作用是进行气氛的烘托,为主要人物的上场创造良好的环境。俗话说:“红花还须绿叶配。”在充分渲染了浓烈的气氛后,我们的主人公登场了。
小说名曰《金瓶梅词话》,这“词话”两字乃是小说的文体。它指在小说的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作者不时穿插和增加的一些“词”和“诗”,这是我国宋元时期崛起的一种讲述体小说——话本小说——留下的痕迹。它后来发展成一种有说有唱的类似于艺人弹唱时所用底本的说唱体作品。这里且不去说它了。而金、瓶、梅指三个人,系小说中描写的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也是女性人物中最主要的代表,是西门庆身边最亲近的人。对潘金莲,读者可能已不陌生。我们在“嫌夫卖风月”中已作过介绍。而对李瓶儿和庞春梅这两位女性,现在可不能过早地出场——否则,这部小说没有“悬念”了,谁还有兴趣看下去呢?因此除了小说的女主人公潘金莲以外,该轮到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西门庆出场了。
这西门庆实在也不简单,原来是当地的一个地痞流氓和无赖,做尽了坏事,被武松杀死。不过,这是小说《水浒传》中的西门庆,和《金瓶梅词话》中的西门庆略有不同。
《金瓶梅词话》中的西门庆“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因为在当地有些地位,兼之在家中又排行第一,所以人都称他为“西门大官人”。这西门庆倒是个会做生意的商人,在药材生意上几下倒腾,竟然发迹有了钱。这大概也是小说描写的明代中、后期时代的一个特点。商品经济发达,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所以有人把他称为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暴发的新兴商人。暴发是真,是否“新兴”,似乎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新兴”代表着迥异于传统的、或者说是全新的势力或前进方向。西门庆达到这一标准了吗?显然不能。至少他在家庭生活上的行事方式和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还不能说是很“新兴”的。他和封建专制社会中的那些纨绔子弟具有同样的嘴脸。
这西门庆父母双亡,兄弟俱无,妻子早逝,留下一个女儿相依度日。近日娶左衙吴千户之女月娘为妻,才结束了打光棍的日子。这吴千户在清河县上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吴月娘出嫁时,同时也带了四五个丫环、使女到西门庆家。西门庆实在也是个淫棍,家里美女如云,吃着碗里的同时还在想着锅里的,空闲时还常去“勾栏”招惹李娇儿,一来二去,日久生情,也把她娶在家里。这还不算,他还常去妓院,和卓二姐厮混熟后夺占回家。正如小说所说: 西门庆“专一嫖风戏月,调占良人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一个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余遍。人都不敢惹他”。这样的西门庆,会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兴商人的代表吗?
阳春三月,百花艳丽。明媚的春天万物蓬勃生长,也是人的情感容易外露的时节。古往今来,青年男女的美好爱情一般在春天都容易发生。《杜丽娘》中的女主人公的怀春之情不是发生在姹紫嫣红的后花园吗?这是一个生命力蓬勃发展的强盛期。自然界的大好时光也会激发起人的情感勃生。况且,春天又是一个出游的美好季节,人们在旖旎的大自然中会释放心理上的压郁,多年的忧郁会随着春光的脚步而消逝。作者把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出场设置在一个美好的春天,无疑是经过精心构思的。一者它符合人之心理,二者也是传统艺术描写的套路,而三者呢,则和上篇中潘金莲的“卖风月”之环境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而且从逻辑上来说,从瑞雪纷飞到春光明媚,完全符合时序发展和变化。
就在这“三月春光明媚时分”,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出现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存在着自身的轨迹。他们基本上是沿着平行线前进的,很少有交错的机会。这就使很多人失去了机遇,人们常常为此而感到惋惜。例如,男女青年的相爱,各人选择的范围很小,比起汪洋大海来,它比一滴水还不如。然而就是这一滴水的流淌,还必须要有某种机缘,有时是朋友的介绍,有时是舞会上的相交,当然也有一见钟情的,然而这种一见钟情也要在两人见面的情况下产生。而更多的青年男女则是无缘在平行线上相交,但生活总是要前进的,所以他们只能选择“慎独”,也就是独自一个人生活。在许多时候,人生的这种机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可以求得,那机缘也就不成为机缘了。也正因此,人在个人生命的历程中,应该随时注意机缘的到来,一旦你遇到了机缘,就要紧紧抓住不放。有时候,一个不经意的机缘,抓住它了,有可能会改变人的一生命运。
《金瓶梅词话》中的男女主人公西门庆和潘金莲,本来都生活在各自的平行线上,两人很少有交错的机会。要是这样,我们就要失去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了。要感谢《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用他的艺术家的头脑,为西门庆和潘金莲的人生设计了一个人生的交织点,让他们两人在这个交织点上扭结在一起。从此在读者的面前,通过他们的人生道路,展现了明代中、后期时代的社会风貌;同时,这一交织点的产生,也改变了两人各自的命运。这个交织点在哪儿呢?原来是一根叉竿,一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放帘子的叉竿,一根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在一般居民中经常使用的放帘子的叉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瓶梅词话》的故事,也就是一根叉竿的故事。可怜一些蹩脚的《金瓶梅词话》的翻译者们,他们看不透小说的这种奥妙,纠缠于文字的概念,以致书名在异国他乡出尽了各种洋相。
小说对这一根叉竿是如何描写的呢?作者用了如下文字:“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却有一个人从帘子下走过来。自古没巧不成话,姻缘合当凑着: 妇人正手里拿着叉竿放帘子,忽被一阵风将叉竿刮倒,妇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头巾上。”寥寥数字,似是漫不经心地信手拈来,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这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什么“自古没巧不成话,姻缘合当凑着”,正是欲盖弥彰,反露出了马脚。说是“巧”,那是艺术之“巧”,乃“巧”手运思帷幄之果;说是“姻缘”,那也完全是作者制造的。
如果这根叉竿掉落下来,打在武松或别的什么人身上,那肯定会没事,也许以后的故事就无法写下去了。而那个放帘子不小心让叉竿掉落的人如果不是潘金莲,也许这件事会悄悄地过去,因为它实在是一件小事,完全用不得花大力气去研究它。然而,这根叉竿掉落下来,偏偏掉在四处寻花问柳的西门庆身上,而那个放帘子不小心让叉竿掉落的人又是不甘寂寞的潘金莲,这就有戏了。这两个人的两条本不相交的人生平行线,由于掉落的一根叉竿,突然间有了交汇点。这或许就是人生的机缘。
从艺术描写来说,套用一句术语,潘金莲掉落叉竿这件事,只是故事发展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节。细节虽小,有时却能扭结着大故事,起到一种非常关键的作用。从一根叉竿中,我们看到,它起的就是这种非常关键的作用。以后的情节描写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通过这根叉竿,在读者面前出现了西门庆,因为他是这根叉竿的“受害者”,作者乘此机会介绍了他的年龄、装束和性格等等,而又透过西门庆的眼睛把一个艳如天仙的美女呈现在眼前。一个是“酥了半边”,一个是“慌忙陪笑”,两人心中各自心照不宣,“惹起春心不肯休”,只等有机会捅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了。
这一场面描写,看似平淡宁静,丝毫不见波澜,然而作者细针密缝,巧妙构思,把日常普通的生活场景写得充满遐想。阳春、美人、叉竿、浪男,一切是那么的熟悉,一切又是那么的平常!可是一部享誉四海的名著却正是从这日常熟悉而平淡的生活中开篇的。作者非凡的艺术功力随处可见。说它的作者是一个下层的市井文人,谁能相信?除非他是一个天才的艺术“状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