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保上东京》
这来保等二人,把礼物打在身边,急来到蔡府门首。旧时干事来了两遍,道路久熟。立在龙德街牌楼底下,探听府中消息。少顷,只见一个青衣人,慌慌打太师府中出来,往东去了。来保认的是杨提督府里亲随杨干办。待要叫住问他一声事情何如,因家主不曾吩咐招惹他,以此不言语,放过了他去了。迟了半日,两个走到府门前望着守门官深深唱了个喏:“动问一声,太师老爷在家不在?”那守门官道:“老爷不在家了,朝中议事未回。你问怎的?”来保又问道:“管家翟爷请出来,小人见见,有事禀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也不在了,跟老爷出去了。”来保道:“且住。他不实说与我,一定问我要些东西。”于是袖中取出一两银子递与他。那官吏接了,便问:“你要见老爷,要见学士大爷?老爷便是大管家翟谦禀,大爷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禀,各有所掌。况老爷朝中未回,止有学士大爷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请出高管家来,有甚事引你禀见大爷,也是一般。”这来保就借情道:“我是提督杨爷府中,有事禀见。”官吏听了,不敢怠慢,进入府中。良久,只见高安出来。来保慌忙施礼,递上十两银子,说道:“小人是杨爷的亲,同杨干办一路来见老爷讨信。因后边吃饭来迟了一步,不想他先来见了,所以不曾赶上。”高安接了礼物,说道:“杨干办只刚才去了,老爷还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见见大爷罢。”一面把来保领到第二层大厅傍边,另一座仪门进去。坐北朝南三间敞厅,绿油栏杆,朱红牌额,石青填地,金字大书,天子御笔钦赐“学士琴堂”四字。
原来蔡京儿子蔡攸也是宠臣,现为祥和殿学士兼礼部尚书、提点太一宫使。来保在门外伺候。高安先入,说了出来,然后唤来保入见,当厅跪下。厅上垂着朱帘,蔡攸深衣软巾,坐于堂上,问道:“是那里来的?”来保禀道:“小人是杨爷的亲家陈洪的家人,同府中杨干办来禀见老爷讨信。不想杨干办先来见了,小人赶来后见。”因向怀中取出揭帖递上。蔡攸见上面写着“白米五百石”,叫来保近前说道:“蔡老爷亦因言官论列,连日回避。阁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会问,都是右相李爷秉笔;你杨老爷的事,昨日内里消息出来,圣上宽恩,另有处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问罪。你还往到李爷那里说去。”来保只顾磕头道:“小的不认的李爷府中,望爷怜悯俯就,看家杨老爷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汉桥迤北高坡大门楼处,问声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名讳邦彦的,——你李爷,谁是不知道!也罢,我这里还差个人同你去。”即令祇候官呈过一缄,使了图书,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见李老爷,如此这般替他说。
那高安承应下了,同来保出了府门,叫了来旺,带着礼物,转过龙德街,径到天汉桥李邦彦门首。正值邦彦朝散才来家,穿大红绉纱袍,腰系玉带,送出一位公卿上轿而去。回到厅上,门吏禀报说:“学士蔡大爷差管家来见。”先叫高安进去,说了回话。然后唤来保、来旺进见,跪在厅台下。高安就在傍边递了蔡攸封缄,并礼物揭帖。来保下边就把礼物呈上。邦彦看了说道:“你蔡大爷分上,又是你杨老爷亲,我怎么好受此礼物?况你杨爷,昨日圣心回动,已没事。但只是手下之人,科道参语甚重,一定问发几个。”即令堂候官取过昨日科中送的那几个名字与他瞧,上写着:“王黼名下书办官董昇,家人王廉,班头黄玉;杨戬名下坏事书办官卢虎,干办杨盛,府椽韩宗仁、赵弘道,班头刘成,亲党陈洪、西门庆、胡四等;皆鹰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辈。揆置本官,倚势害人;贪残无比,积弊如山,小民蹙额,市肆为之骚然!乞敕下法司,将一干人犯,或投之荒裔,以御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国法;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来保等见了,慌的只顾磕头,告道:“小人就是西门庆家人,望老爷开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则个!”高安又替他跪禀一次。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一面收上礼物去。邦彦打发来保等出来,就拿回帖回蔡学士,赏了高安、来保、来旺一封五十两银子。
【赏析】
花开两枝,先表一枝,是小说作者们最常用的艺术叙事手法。尤其是在一些长篇的叙事故事中,由于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线索交错,更是需要采用这种艺术手法来结构全书,使全篇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增加艺术魅力。
《金瓶梅词话》在叙述完“劾倒杨提督”以后,突然插入“招赘蒋竹山”一节,就是这种“花开两枝,先表一枝”的艺术手法。作者使用这一招,完全是出于全篇艺术结构上的需要。它不像《水浒传》的艺术表现手法,这也可见它已从讲述体的小说结构逐步迈向叙述体的小说结构,已初步具有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风范。
故事又回到了西门庆身上。他在朝廷中的权贵出事以后,惶惶不可终日,整天提心吊胆,惟恐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事实也正是如此。从后来的李邦彦,也即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手上的名单看,西门庆和他的亲家等一干人犯十余人,因“揆置本官,倚势害人;贪残无比,积弊如山”而使“小民蹙额,市肆为之骚然”,皆为“鹰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辈”,民愤极大。所以欲将他们“或投之荒裔,以御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国法;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特别是最后一句“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对西门庆等人来说,无不心惊肉跳,犹如巨雷轰顶一般。幸好西门庆未见到这份“判决书”,否则我相信他早已吓得屁滚尿流,恨不得地下有个洞,钻下去躲避这场灾难了。
然而,西门庆不愧是一个熟谙封建社会“潜规则”游戏的高手。他对朝中的政治了如指掌,摸得透透的,在预感到个人即将陷入的灭顶之灾后,以油滑+聪明的鹰犬本性已嗅到了这场灾祸,本能促使他要去灭火,把笼罩在头上的灾祸消弭,力保自己再次安度难关。他采取的措施是:让来保去东京办事!
“办事”在小说中出现,此语汇已和现代意义无异。他们所“办”的是何“事”呢?想来读者也已知晓,那就是:给朝廷中的大官们送礼。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行贿”。行贿以消灾,是封建官场的“潜规则”,西门庆自然心知肚明。这类政治游戏对他来说早已轻车熟路。只是为了消灾,这一次可要破财了。破财算什么?反正可以想法从别人那里再掠夺回来。只要“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就是倾家荡产了,只要保住了性命,我西门庆依然是好汉一条,东山再起,指日可待。派遣来保去东京办事,就是西门庆的救赎之策。
来保是何人?何以堪当此大任?小说没有很明确的交代。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有时,适当地营造一些模糊,也可收到意外的艺术效果。读者当然不难想象,他与西门庆的关系是“哥们”,铁得不能再铁了,否则西门庆怎可把如此重大、机密、关乎个人生死攸关的大事交给他去“办”呢?这一点,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却想,也许在西门庆看来,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严重。他派来保去东京办事,只是众多例行公事中的一次,完全用不到再三叮咛,反复择人——或许这只是我的庸人之见,但从这类描写的不经意处,我们也许可从小说中读出许多韵味来。
如果说西门庆是封建统治者豢养的鹰犬,那来保只是鹰犬的鹰犬而已。要说来保是何人,这就是他的定位。这条鹰犬带着来旺,一路晓行夜宿,来到了东京。凭着昔日的经验,来到了“久熟”的蔡府门前,可这回却吃了闭门羹。那个旧日熟悉的亲随杨干办,竟以“不言语”把他们晾在一边,而守门官居然在他们“迟了半日”的情况下,依然用冷面孔“迎接”他们。真是官大压死人,不要说求见蔡老爷了,连来保求见蔡府的翟管家也办不到,看来连宰相门前的两头石狮子也会欺侮人的了。只有等来保从“袖中取出一两银子递与他”,这位守门官才“不敢怠慢”,答应“进入府中”,请出管家高安。这时的来保很识相,也很机敏。小说描写他“慌忙施礼,递上十两银子”,才被允许引入内厅见到了蔡京的儿子蔡攸。这蔡攸也是在来保递上礼单,只见上面写着“白米五百石”以后,才对他说了实话,并叫高管家陪着来保同去见李邦彦。这次的礼物当然是少不了的。然而,李邦彦在门吏禀报后,只是“先叫高安进去”,而让来保他们在门外等着。等到问明情况,高安递上礼单,来保送上礼物后才取出那张“判决书”来,在上面把“西门庆”的名字大笔一挥,改成了莫须有的“贾庆”。
在这则小说的结尾,有三点极可注意:一是来保送的礼物。具体的数额作者始终没有说明,然而我们从李邦彦最后送五十两银子给高安和来保他们作为酬谢时,可知这次西门庆送礼的数额是巨大的。尽管作者仍然采取艺术上的模糊手法,给人留下悬疑,但这种引而不发的描写,是很聪明的,也极有艺术效果。记得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有份礼单,把晋见的财物一一表明,以见贪官们的巨大贪欲,固然很有意义,然而如兰陵笑笑生的采用模糊笔法,自也不失为一种好手段。由此也可见艺术创作是不存在固定之模式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能达到终极的艺术目的,各种艺术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一味地模仿和守成,乃是创作的大敌。二是李邦彦的形象塑造。这是个封建统治者中除皇帝以外的高层人物了。他在对待行贿者的礼物时,先是假惺惺的表示:“我怎么好受此礼物?”然而在“看了”礼单后,答应办事,并对礼物悉数照收。最后取出其中的五十两银子给高安和来保他们作为酬谢时,我认为这并非表示他的慷慨和大方,倒反而显出他的贪婪和狡诈。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他以此小恩小惠来封住行贿者的嘴,以免有朝一日在朝廷的尔虞我诈中失势后有可能因此而翻船。因为五十两银子,相对于西门庆所送的厚礼和已摄取的巨额财产来说,实在也算不了什么,犯不着为此而烦恼。再说,今日给他们一点小小的甜头,说不定还会调动起他们在以后再次为主子们行贿的积极性,放长线,钓大鱼,何乐而不为呢?三是封建司法制度的黑暗。一件重大的司法案件,在收到涉案人的贿礼后,居然可以把高度机密的“判决书”告知行贿者,并且擅改人犯姓名,利用字体的同形关系,把“西门庆”错作“贾庆”。如此一来,西门庆倒是逃过了一劫。如若社会上确有“贾庆”其人——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中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岂不就要草菅人命酿成冤案?话本小说《错斩崔宁》已经为我们指出了这种危害。
这则小说是明代版的“贪腐受贿”图。这个制度下的统治者,上至当朝右相李邦彦、朝廷宠臣蔡攸,下迄地方豪吏西门庆以及他们的帮凶、管家等等,都在享受着人民的血汗,并且得到各种各样的庇护,继续着他们的飞黄腾达。黑暗、腐朽、没落等词,早已不足以准确表达封建社会的现实。而所有这一切的重重黑幕,作者写来,不徐不疾,用语平实,十分通俗。其实,正如恩格斯所说,封建社会早已烂透了,一切都烂透了。《金瓶梅词话》用文字所揭露的只是其中“烂透了”的冰山之一角而已。用平实笔,写大政治,正是《金瓶梅词话》的一种鲜明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