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语文坛上有了金庸这个响亮的名字以来,关于金庸的争论时断时续,但从没有停止过。随着金大侠淡出江湖,金盆洗手,过上隐居中的日子,人们本来以为这样的争论该是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金庸先生70岁之时,中国大陆文坛学术界掀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金庸排名之争”,学术界批评界的名家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样的事是退隐江湖的金庸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吧!
        《今日名流》杂志记者曾楚风先生详细报道了此事的前因后果:
        1994年,金庸70岁,他无巧不巧地两次成为中国大陆文化界谈论的焦点:先是被北京几位青年学者推举坐上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第四把交椅,多年来他在中国平民、读书界、知识界的特殊地位猝不及防地得到了某种确认,随后而来的批评乃至攻击沸沸扬扬;另就是不久他被北京大学正式聘任为名誉教授,校方为他举行了例行的仪式,没料到学生、教师乃至校外读者澎湃的热情又同样招来沸沸扬扬的议论、批评乃至攻击。爱憎的分明,价值观的对立,言语的冲突,备受各界关注。
        事情起源于一次普通的文化采访。1994年夏天,北京城天气酷热。北京师范大学几位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的青年教师一边与炎热斗争,一边加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编选点评工作。这套书是一年前这些青年教师与海南出版社商议出版的一套文选,共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部,每部又分为上下册,共240万字。近年来,跨世纪、新世纪是热门话题,这也难怪,世纪之交,百年一遇,激发着人们的雄心壮志与神圣使命感。在学术界,早几年就有一股为20世纪划句号的热乎劲,表现之一是不少研究人员有志于改写历史,出版界则热衷于冠以“20世纪”或“跨世纪”的大型丛书。手脚麻利的,书早已面市,已把余下的几年忽略不计了。所以北师大这几位赶浪潮的嫌疑不十分突出,但的确是有点整顿河山,是非功过重评的野心。
        这几位青年学者是:小说卷主编王一川,现任北师大中文系教授,他是四川大学的本科生、北京大学的硕士、北师大的博士、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后,研究方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和美学。诗歌卷主编张同道,散文卷主编尹鸿、张法,戏剧卷主编丁涛,也都是近些年毕业的硕士、博士,分别在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戏剧学院任教,各有专门的研究方向。他们都毕业于名校,师从于名师,多年专门学习、研究,有很多心得。他们虽然也曾有大量论文、专著加以探讨,但毕竟与民众有些距离。如果有一种方式能更简捷地表达自己的新思想,并影响他人,那最好莫过于编文选: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谁的作品是最好的,为什么。
        正如王一川在该书总序中所阐述的:“这种的排列毕竟有其诱惑力,因为它简捷、清晰而严格,利于一目了然地澄清以往的迷雾。”
        当然,他们对这种方式的弊病也是心知肚明的:“本(20)世纪出现过并且正在出版的许多的小说家,其中称得上大师的人何止一二?而我们又只能排出为数过于有限的十个左右‘一流大师’,这无疑令人遗憾又让人为难。”
        他们设计的大师顺序排名如下:
        小说卷——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
        诗歌卷——穆旦、北岛、冯至、徐志摩、戴望舒、艾青、闻一多、郭沫若、纪弦、舒婷、海子、何其芳;
        散文卷——鲁迅、梁实秋、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贾平凹、毛泽东、三毛、丰子恺、许地山、李敖、余秋雨、王蒙;
        戏剧卷——曹禺、田汉、夏衍、郭沫若、老舍、姚一苇、杨利民、李龙云。
        此时,《中国青年报》有人来访。编辑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对大师座次的新排法有所强调。于是,在1994年8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题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些新奇?金庸可能当大师?》一文。果然这篇短文迅速被各报刊广泛转载,其反响之强烈令人有些始料不及。
        中国现在最重要的两份读书报刊,一份老牌的《读书》杂志议论说“国内文学界感到愕然,产生颇多争议”,另一份是新出版的《中华读书报》,称此次评选“颠覆教科书,石惊文坛,金庸列20世纪文学殿堂之四,茅盾被排出大师之门,尤令文坛慨然”。
        20世纪末关于金庸最大的一次争论由此开始,这种争论的问题之严重,场面之大,影响之广,是绝对前所未有的。这种争论真正触及了文化的灵魂,上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高度。下面我们就择其要者,介绍给读者一些颇有意思的资料,以广读者见闻。
        
        1994年10月1日《作家报》宁文先生撰文《〈20世纪文学大师文库〉重排名次》时说:
        “传统的现代作家排名顺序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而那将出版的一套4卷250万字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却打破传统的排名顺序,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名列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位居第四,金庸之后则排有老舍、郁达夫、王蒙,而久享盛名的茅盾却未能入选此文库。
        “对此编辑之一的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王一川介绍说,这套文库的编者年龄平均不满40岁,均为教授级学者。
        “王一川说,长期以来,人们总以现实主义来衡量作家及其作品,仅有这一个标准未免偏颇,文学应是审美的,应该让作家回到文学本身。文学长期以来不谈金庸是不公正的,他的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雅俗共赏。
        “此套文库对中国现代作家的重新排名,江苏文学界人士纷纷提出了不同意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茅盾学会会长,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子铭认为,编大型文库,必须本着历史负责的态度,更应强调科学性。对于茅盾,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国内外学术界大都肯定他的历史地位。文库不提茅盾的名字,我个人认为是荒唐的。至于金庸的入选,我没有异议,金庸在武侠小说作家中品位较高,但其排名应放在恰当的位置。
        “江苏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文学评论家陈辽说:‘大师文库’去掉茅盾是很不恰当的,把金庸排在第四位很不合适。
        “曾经作过现代文学研究生的叶兆言则认为,编文库当然不能照搬前人成果,关键要看有没有独特眼光。但对金庸的排名第四及茅盾的落选,不愿发表看法,但谈了对沈从文入选的看法是:沈从文不是某些研究者现在才发现的,他的作品30年代就很红,这是历史存在,现在的重新评价只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94年10月22日《文艺报》上,陈辽发表了一篇《且说“文学大师”》,文中说:
        
        何谓“大师”?《辞源》语词分册上说:大师指享有盛誉的学者或艺术家,如艺术大师。
        如今有人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了,这是件好事。但何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何人能进入《文学大师文库》?却是应当认真研究、仔细选定的。据报纸报道,该“文库”的排名次序是:鲁迅第一、沈从文第二、巴金第三、金庸第四、老舍第五、郁达夫第六……茅盾落选,这就值得商榷了。
        现代作家的传统排名顺序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绝不是由哪一个人主观臆断,随便编排出来的,而是由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艺术成就所决定的。一代宗师茅盾的作品,不仅有重大的思想价值,社会价值,也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他的散文和短篇小说被收入中学教材,他的长篇小说、都市文学《子夜》,作为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衰的现实主义历史,至今还无人超越。怎么可以把茅盾排除在“文学大师”的行列之外呢?
        将沈从文排在第二位并不恰当。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长河》、中篇小说《边城》、短篇小说集《月下小景》都写得很好,在30年代就走红,但他的作品有名家之美,而无大家之气派。金庸于50年代初受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的影响,开始创作新武侠小说,品位较高,拥有众多的读者。他的代表作《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等,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和象征意味,其成就就必须肯定。但作为通俗文学作品,金庸的成就和影响,还不能与创作了《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一百几十部长篇小说的现代通俗文学家张恨水比并。把金庸排在老舍之前,很不合适。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难道还赶不上金庸?
        过去文学界“老”的思潮的影响,对一些作家如沈从文、徐志摩、张恨水、金庸不很重视,在文学史中很少论到,这是应该纠正的。但是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把他们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甚至把茅盾拉下来,由沈从文、金庸取代郭、茅的位置,那就近乎荒唐了。
        这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政治偏见,离开了作家所处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也没有真正以审美价值来评价一个作家。“文学大师”的称号和排名次毕竟不是少数人说了算的。
        
        1994年11月26日《文艺报》上发表了彭荆风的《排排坐吃果果》一文,文中说:
        
        最近有人“重论大师,再定座次”,却把茅盾这位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涮掉,他们说这是“以纯文学的标准重新审视百年风云”。我不明白茅盾先生的作品比之那些荣列金榜的人,有哪些不纯?是他不会打□□□□?
        这些对茅盾先生都不了解的人,也来重论大师,能有几分可信性?对他们把作家排前排后,本来就不必认真计较,奇怪的是像陈辽同志这样资深的文学史家,也受那些人的影响,用他的《且说“文学大师”》,加入了排排坐吃果果的游戏!并肆意折腾已故的沈从文先生。
        沈从文先生是位谦逊勤奋的作家,从来不愿在文坛争高低。他的文学见解与世俗相抵触时,宁愿谢绝周扬举荐的北京文联主席职务,继续躲进故宫里去啃冷馒头。80年代以来,他被国外读者重新认可,还盛传他将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也是真诚地表示,他的小说是习作,远远没有达到他的追求!
        对于这样一位留下了许多好作品,淡泊名利的文学大师,某些人不是认真研究他的文学创作得失,而是在他生前死后,任意把他排前排后的耍弄,真是太罪过了!
        如今有人把沈从文排在前,陈辽又急于往后拉,甚至推出这“大师文库”;他们愿费力气,别人也不必阻拦,这前后本来无损与世无争的沈从文先生,问题是陈辽却以权威的口吻评论起沈从文的作品“有名家之美,而无大家气派”。
        我不明白这“大家气派”的定义是什么?如果要细究作品,那首先得把《沈从文文集》12大卷多读几遍,才能说得准确,也才能弄懂为什么朱光潜先生会说《边城》“是在世界范围里已受到热烈欢迎的一部作品”,为什么1982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沈从文先生30年代就是“京派文学”主将(陈辽也承认他“30年代就走红”),50年代初大陆和台湾不约而同停用或销毁他的著作,仍然难以消除沈作对读者的强烈吸引力,继续影响着许多有成就的作家。新时期以来他的书一版再版,这样有生命力的优秀作家,不也是符合陈辽提出的“经受了时间的,实践的检验么?”
        其实沈从文先生写得好的作品,岂仅是如陈辽同志所说的《长河》《边城》《月下小景》这寥寥几篇?他的近两百个中短篇也多数是佳作,特别是他的散文《湘行散记》《湘西》《从文自传》更是上乘之作,过去和现在写湘西的作家,有哪个写得过他?
        过去已长期不公正地对待沈从文先生,还能再延续下去?当然,文学大师的称号“毕竟不是少数人说了算的”!
        
        199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刊登了鄢烈山的一篇《拒绝金庸》,文中说:
        
        我的理智和学养顽固地拒斥金庸(以及梁羽生古龙之辈),一向无惑又惭。我固执地认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无论什么文学天才用生花妙笔把一个用头走路的英雄或圣人写得活灵活现,我都根本无法接受。
        从历史认知的角度讲,武侠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无足轻重。无论是刘邦、朱元璋这些成则为王的,还是黄巢、李自成这些败则为寇的,都不曾倚重什么武侠。从刺秦王的荆轲到刺清廷摄政王的汪精卫,没有靠个人的拳脚功夫,靠阴谋和侥幸成大事的。
        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讲,无论把武侠的武德描绘得多么超凡入圣,总改变不了他们“以武犯禁”的反社会本质。武侠迷信的是个人或团体的武功,鄙弃的也是社会的秩序和运作程序。在追求法治和社会正义的现代社会里,这绝对不是一种应该继承的“优秀传统文化”。
        从文化娱乐的角度讲,同样是消遣性的东西,武侠小说比起《福尔摩斯探索集》等侦探小说来,也要低一个档次。看侦探小说是一种启人心智的游戏,而武侠小说呢,从根本上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
        然而,令我尴尬的是,我一向崇敬的北大却崇拜金庸!
        10月26日,“刚被聘为北大名誉教授的金庸第一次登台授课。数百名没能拿到入场券的学生抱着一丝侥幸守候在办公室(电教中心?)前,一部分老师也只能望楼兴叹。”(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头版)据说,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盛称金庸的武侠小说“带来了一场文学革命”。此名誉可谓是无以复加了!
        当年“文学革命”的发起人之一,北大的教授胡适,曾对武侠小说不屑一顾,呸之曰“下流”。(转引自李敖的《“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而今,“下流”变成“上流”,流到了北大,诚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不知两种“文学革命”哪个更伟大更光荣?
        鲁迅先生曾称赞“北大的校格”,赞赏北大“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驰懈”。(《华盖集》:《我观北大》)莫非崇拜武侠小说,正是北大从善如流,追求真理,惟真理马首是瞻的新表现?
        我无法接受金庸,更无法接受北大的金庸的推崇。是我冥顽不灵,还是历来被教育界、学术界视为“盟主”的北大自贬身份而媚俗?
        感谢金庸先生,他清醒的表白解除了我的迷惑与尴尬。
        在聘任仪式上,校方要求金庸作一番有关武侠小说的演讲,金庸表示,“在这著名的高等学府讲武侠似有欠庄严”,因而他只结合着他的武侠故事,讲演了一通中国历史。被聘为北大名誉教授,金先生并不想掩饰他的欢欣,他说:“从小就仰慕北大这个学府,今天终于成为北大的一分子,很高兴。”是啊,“岂不受拥戴?颂歌盈耳神仙乐”。(陈毅诗句)既然北大要赠他名誉教授的名誉,这一名誉一非行骗窃取,二非利用权位捞来,不得白不得。金先生虽然为此“沉浸而欢愉”,却并没有得意忘形,真的把写作通俗的武侠小说,当作一场什么“文学革命”!
        那么,有金先生的支持,我且不管北大是在领导学术界的新潮流还是“欠庄严”,仍然坚持我的立场:武侠小说不是罪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谁爱看谁就去看,我拒绝它们!
        
        1994年12月10日《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李庆西的文章《作家的排座次》,文中说:
        
        近年来,从企业到歌星,都让人挨个拨拉过来,编上号了,各行各业的排行榜纷纷见诸报端,着实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这情形自然也影响到文学。眼下文学这一行虽说有些滞后,但要说排座次一事,文学中人操弄起来还是蛮顺手的,一拍脑袋就进入了状态。
        据报道,有人已经搞出一份新文学以来的小说家排行榜,而且一出台就引起轰动。这份榜单的确出手不凡,还带一点“重写文学史”的味道。其位次如下:一、鲁迅,二、沈从文,三、巴金,四、金庸,五、老舍,六、郁达夫,七、王蒙,八、张爱玲,九、贾平凹。不知为什么只排了九位,没有凑整。许多人注意到,这里边没有茅盾,而以武侠小说行世的金庸赫然居于第四。
        这份排行榜的主事人显然是要摒弃文学史上某些传统价值标准,代之以全新的眼光。于是,也就顾不得茅盾的声望,毅然将之撇除。缺了茅盾倒也罢了,可是有一点让人觉得蹊跷:这么排下来的标准是什么,好像找不出一个道理。主事人大概比较看重作品的畅销程序,把金庸、张爱玲、贾平凹这几位摆进来,好像有这个意思。可是,这份榜单并不是老给畅销书作家排座次,否则像张恨水、张资平、还珠楼主、浩然、琼瑶、三毛、雪米莉一类,都可以入榜。而真的要讲作品发行量,现在榜上有名的沈从文、郁达夫、王蒙那几位,都不能算是很高(至少不能列入前三十位)。这般看来,主事人的选择也未必尽是商业眼光。或许他是要搞一点平衡,在大胆进行商业开拓的同时,也要跟传统套?接上荐口。可是这一来,回到文学自身的价值定位,比较的标准又不那么简单了。如果没有什么憎爱分明须顾及的章程,那为何不把浩然摆进来,据说前些年浩然被人冷落了一阵,现在也该恢复往日的荣耀了。
        
        以上的各篇奇文皆有很大的反响,其中最为引起广大“金迷”读者愤怒的是鄢烈山先生的《拒绝金庸》一文。
        《今日名流》1995年2月号头版头条来了一篇童志刚先生撰写的《且慢拒绝金庸》,专门对鄢烈山的《拒绝金庸》奋起还击。
        因经常唱反调而有些名气的杂文家鄢烈山先生,最近又有新动向:在发行量不俗的《南方周末》上著一极尽偏激之能事的奇文曰《拒绝金庸》,在文化界、知识界和读书界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
        这件事的起因有二:一是在几个青年学者编选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里,武侠小说家金庸排名第四,而与此同时著名的茅盾先生落选;二是金庸接受礼聘,当上了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两件事情合起来就激怒了很多人,鄢烈山先生正是这很多人当中的一个。
        以烈山先生一贯的为文方式和立场来看,他要“拒绝”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既不读武侠更不看金庸,因而不过是一个根本不知道“梨子的滋味”的典型的门外汉,却凭着什么理论,根据何种感觉来大谈拒绝的呢?他既然不读金庸,又怎么知道在亲近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等之后就会“滑向孱弱”了呢?
        仔细翻阅该文,烈山先生拒绝其实是一种小说类型即与政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等并列的武侠小说,于是先入为主,“金庸梁羽生古龙之辈”遭到拒绝的命运便是天生无解的了。相信大名鼎鼎的太史公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以及文学史上的名篇《虬髯客传》《红线》《三侠五义》等亦在烈山先生的拒绝之列,当也是无疑的。令人怀疑的是,烈山先生竟认定武侠小说比侦探小说“要低一个档次”,这种以类型论高下的说法很有点似曾相识的荒唐!
        呜呼,可怜烈山先生就因了他一己好恶的固执而要失去多少学习的机会呀。这对完善他的理智和提高他的学养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有一说法:“你还可以拒绝吃饭嘛。”是啊,假如你练气功“辟谷”了或者肠胃功能紊乱,你当然可以粒米不进。而且你还可以拒绝《红楼梦》,拒绝《XXX选集》,拒绝托尔斯泰先生等等,但别人没有辟谷的功夫却叫人家拒绝进餐,或者你根本不知道金庸是个什么含义却指斥人家是“下流变上流”云云,就有点心态不太那个健康了吧!你听人说武侠小说是鸦片,也就盲目地认为金庸是毒品,若果真如此,那么金庸流行了40年,影响所及,读者何止数亿,这个世界岂不早已是国将不国人将不人了?
        不读书是要犯错误的,但如果你不说话,那错误也就还有限,要是你不但不读书而且还要畅所欲言,那可就难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烈山先生用“侠以武犯禁”来否定武侠小说及金庸,至少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断章取义和是非不分。如果真的赞成韩非的观点,那么前面那句“儒以文乱法”是不应该省略的,因为依照法家代表韩非为封建统治者出主意的本意,儒与侠都是必须杀绝的社会上的害人虫。封建帝王要维持其统治,最希望的就是普天下的人民大众都成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愚盲才好。由是一看,烈山先生“错莫大焉”!
        笼而统之地拒绝武侠和金庸是很危险的,金庸先生以15部武侠巨著,数十万字的史学研究成果和2000篇“明报社论”而名世,显然不是说一句拒绝就真能拒绝的,也不是靠了“拒绝”这二字箴言就能解决的。
        烈山先生要“闭关自守”,我们干涉不了。但是,今天的世界最不相信的就是“拒绝”二字,不仅因为“拒绝”二字充满了陈旧的腐败味,多少年来害人不浅,而且因为理解、沟通、对话比拒绝更为力度,也更有益处。至于说最少也有本科文凭(解放前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而且主办《明报》40载成就硕然的金庸老先生当北大教授够不够格,人家了解的总比你这拒绝的更有发言权吧!
        
        附言:
        
        务请烈山先生平心静气地排除功利地把金庸(甚至还包括梁羽生古龙之辈)读完,并参阅经学家冯其庸先生1985年写的《读金庸》和二十三集的“金学”丛书以及陈墨先生五卷本的《金庸小说之谜》等书,悟一悟金庸先生究竟是不是浪得虚名和成万上亿的读者的选择是不是自贬身份的媚俗。然后再来对话不迟。
        
        《今日名流》记者曾楚风先生专文介绍“金庸之争”,立场坚定地站在广大“金迷”读者们这一边,对那些“讨伐”金庸的奇文作了剖析和批评:
        
        翻阅绝大部分讨论(应称讨伐)文章,发现此次批评颇为轻慢。
        其特色为,抓住一两句话,不计首尾,前后关联及作者本意便大肆攻击。其中有些更是毫无真诚和求实的精神,最后发展为简单的斥骂: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评大师?一定是些“假冒伪劣”“炒热自己的伎俩”!甚而大骂“选学妖孽”。这话真是杀人不见血了。
        舆论一边倒,而且出言不逊,大有杀之而后快的劲头。然王一川与编委会全体成员目前不愿作任何解释。辗转找到王一川,他还是透露了一些情况。
        首先,他说所有议论批评攻击的材料的出处——《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有失误。
        第一,《大师文库》是按文体分类,每一大类中又希望包含各种类型,所以只能在每一类型中选一位最重要的代表,编选者视角较为独特,意欲为“文学界带来一种新颖的眼光”,却无意于“排排坐,吃果果”,硬拼出个一二三来。这是见仁见智的事,你若有不同看法,大可按自己的眼光重做一番,没有必要“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吧。
        第二,王一川说自己从未说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这类毫无道理的话。他的意思是,金庸的现代新武侠小说,提升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境界,丰富了中国小说的类型,有推崇、肯定的内在价值。
        第三,文章说“有些名次的先后是凭感觉”更是毫无根据。他们多年来深入研究,一直期望有机会编一本东西体现自己对文学史的重新认识,所有的排名都是集体讨论与个人研究结合的产物。
        至于有人说到他们想借机捞名获利,那真是笑话了。所有的编者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出来的学院派,名声也是有了一点的,若真想得大名,靠的是学术专著,绝对没人会指望一本文选来获取学术地位。
        至于利,一本印数万余的丛书能有多大的利,明眼人一看便知,若真要获利,自有别的捷径,何必这么辛苦?
        实际上正当有人对“金庸第四”大表愤慨之时,很多人却非常高兴:早就该对金庸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作出评价了。他们认为,评价一个作家及其作品,不外乎思想性与艺术性两个方面的标准,而金庸武侠所达到的雅俗共赏的至高境界,就在于他对社会和历史,人性和人生极具象征性而又充满现实感的深刻揭示与开掘,其艺术上的巨大感染力,说句让有些人不高兴的话,恐怕许多已有定评的名作也难以望其项背,否则就无法解释金庸小说如此深入人心的文化现实了。
        但他们感到不满的是,王一川选了金庸中前期的作品《射雕英雄传》的两章《江南七怪》和《黑沼魔女》作为金作范本。如果选后来几部更成熟的长篇中的章节就更合适了。
        对此王一川解释说,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没有大碍。实际上哪一部分都不能全面展示金庸小说的风采,我在前言中还为此向读者致歉了。
        文化圈里还有一种引人注意的态度,某位读书刊物的执行主编曾在北大的一次内部讲座上说,作为一个喜爱金庸小说的读者,个人并不反对这样排名,但“我不研究文学史”,因此也不表态,不排队。这种多少有点世故的态度让学生们失望,学生便有人站出来指责这一说法缺少英雄气概。
        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人持此态度:一方面私下里承认金庸是一位优秀的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深刻震撼力的小说家,却又不肯为他公开作一点辩护。也许是谦谦君子吧,也许是对“大浪淘沙”“真金不怕火炼”特别有信念吧,但也许只是一种圆滑。显然凭他们的经验知道此举的离经叛道必须引得会议缠身,费时费力,何必呢?由此可见,王一川们的作为颇有英雄色彩,值得一声喝彩。
        王一川们沉住气不吭声,这场争鸣终于黯淡下去。也许是金庸本人的谦逊使人折服吧,这类文字渐渐消沉。10月末金庸在北大对学生演讲时说:“那是万万不能的!”这谦逊终于使讨伐者获得某种安慰,也使拥护者更敬重这位老人。
        直到鄢烈山那篇痛心疾首的《拒绝金庸》出现,把金庸和北大以及许许多多读者都鄙薄了一通为止。
        ……
        金庸在北大,其中诸种情节,诸多交流,对话和心理上的沟通本只是校园内部的话题,外界所知不多。但就是透露出的这一点点信息就惹恼了一位同志。
        鄢烈山是位有点名气的杂文作家,时常在南方的一些报纸发一些专唱反调的议论,故常有惊人之语。当然“语不偏激死不休”同是时下杂文的共同追求。
        1994年12月2日,鄢烈山在《南方周末》发表了《拒绝金庸》一文,其主要观点如下:我是不读金庸武侠小说的(我儿子才读,自然是“理智”不成熟,“学养”不深的缘故),因为武侠乃天生“手足倒置的怪物”,是毒品“鸦片”,北大中文系的严家炎居然盛称金庸小说带来了“一场文学革命”,“呸——下流变上流”,北大还居然让金庸当了名誉教授,“自贬身份而媚俗!”好在金庸识趣,“谁爱看就去看,我拒绝它们!”这篇文章大刀阔斧地开骂,痛快淋漓,虽然引经据典得支离破碎,但仍不失为一好“杂文”。
        笔者当时即将此文交予几位熟识的北大青年教师,大家对文章中的逻辑颇为诧异:你不看金庸,有什么资格论金庸?你不喜欢,就不让别人喜欢?北大人对一位给自己带来许多知识和阅读的快乐的老人表示尊敬,就是“崇拜武侠”?表示要研究这一读书现象,给金庸相应的文学地位就是“媚俗”?真是莫名其妙。他们说,如此荒唐,不值一辩。
        笔者当时就反驳。他们低估了一家全国大报的影响。任何个人的意见私下里说说都没有关系,如果上了媒介,就成为某种舆论势力,会有很大影响。果然第二天,此事便在学校中有所反应。
        严先生当天上班,就有人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此事。当天下午,笔者到严先生家访问,他也只是淡淡一笑,说:“这是一种很陈腐的看法。当然,你可以拒绝,你可以拒绝吃饭吗,没关系。不过既然文章点了我的名,我还是要做一点回答。首先他引用的‘带来了一场文学革命’不准。这是我在查先生受聘仪式上的讲话,原话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大意是,中国传统小说一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没有地位,‘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将小说抬进了文学殿堂,成为文学的中心,这便是完全欧化的新文学中的新小说。而传统形式的新小说,却一直未能发展起来。赵树理先生在这方面做过极大的努力,他的小说既是新文学,又有传统小说的特色。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在香港还有一个金庸,在做着同样的工作,继续着这一场文学革命的某一部分任务,以自己优秀的作品将通俗小说抬入文学的殿堂。”
        严先生的观点你可能会同意,可能会认为要商量,但决不是拎出一句便可以捧杀的。
        当天下午,这份文章的复印件也上了各校长、书记的办公桌。显然大家都在关心北大的所作所为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围绕这篇文章,教师中也有不同态度。一种是直斥其非,另一种则有些暧昧。
        部分人对金庸此次进入北大并大受欢迎是颇有微辞的。这类人士按心态分又有三种:一种是对金庸当北大教授有点接受不了,但主要是觉得查先生有再大学问,那也是关于武侠小说的,凭这样的东西何以进入这等学术圣地?再一种心理上纯洁一些,他们认为要保持学术精神的纯洁,必须要与世俗有些距离才好,从象牙塔尖上往下看芸芸众生,从庭院深深处往外看滚滚红尘,才能保持清醒与独立。可如今名校师生如此没风度地与民共乐,有失去神圣领地的危险,于是矫枉过正,对大众喜爱的金庸加以排斥,此心可鉴,此情可悯。再一种人的心理要龌龊一些,他们不读金庸的书,对广大读者的爱慕大惑不解,心想我等常年居庙堂之高守主义之本道貌岸然为人师表,却得不到这么多人这样发自内心的拥戴?不明白、不服、不理。不理毕竟不解气,于是借机出出气罢了。
        笔者采访的一位博士曾评价说:
        “喜欢或不喜欢金庸的小说,都是可以的,我不惊讶。我惊讶的是隐藏在这种暧昧中的那种自居正统,居高临下的态度。他们自己并不读金庸小说,就断然加以否定,否定之后还心安理得。这一做法,与他们一向所强调的所追求的科学精神相违背——他们不是一向强调事实的掌握与分析吗?偏偏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既不掌握事实,也不据实分析,甚至不宽容,而且出奇的固执。这里头有门户之见,有偏见。所以我以为,金庸进入北大,或许有超出此事本身的意义。”
        这是激愤之辞,但的确发人深省。
        金庸之争或许到此已经完结,或许还将爆出新的论战,但不管怎样,它都可能成为中国当今不太景气的文坛上的一次值得纪念和回味的事件。
        
        金庸文学大师排名之争至此是暂时告了一个段落,骂者由他骂,赞者由他赞,实际上这些都并不重要,都于金庸本身没有丝毫影响。
        而这样的“骂”和“还击”,大概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都不会停止。总会有一些不甘寂寞的人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要跳出来“骂一骂”,往平静的池水中丢上几枚石子,溅起几朵虚幻的浪与沫。
        1995年11月7日,江苏地区《服务导报》的“淘书”版发表了署名骆爽的《打破金庸武侠的神话》一文,据说骆爽也是一位“好斗”“好辩”的年轻批评家,当然文章的火药味很重:
        
        1981年,李敖在海峡那边写了篇论《“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的奇文,文曰:“三毛式伪善,比起另一种伪善来,还算小焉也。另一种伪善是金庸式的,金庸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谈了八小时。说到他写的武侠小说,我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小说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文训练,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发了大财。金庸风度极好,对我的话,不以为忤。很谦虚地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看了三毛的例子和金庸的例子,我不得不说:那位基督徒和这位佛教徒,其实都是伪君子。”
        好一个“四面树敌,六亲不认”的李敖。他既不屑看武侠小说,所以他写《“武侠小说”、着镖》虽笔力万钧,但对于武侠毒火攻心者,起不到解剖放大武侠病菌的作用;胡适之先生斥武侠为“下流”,武侠究竟“下流”在哪里,“下流”得成千上万读者如痴如迷,……这就不能使人们坐下来,做细致的分析、批判。
        金庸在借鉴大仲马、莎士比亚等西方作家的手法上有成功之处,但情节展开也每每坠入窠臼,救人,复仇,比武,夺宝,取经是其惯有模式,有时交叉使用。
        柳毅,牛郎织女,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皆体现了书生型逻辑性在自身善良,软弱无力下,冀望法力无边,权势有力的美丽的女性垂青,都属于集体潜意识的“附凤”神话模式。这一神话原型反复出现在金庸武侠模式中,构成了读者阅读愉快的一大要素(毕竟武侠读者多为男性)。
        胡斐: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金面佛苗大侠苗人凤之女的垂青;
        丁典:得襄阳知府之女凌霜华垂青;
        石破天:得武林高手丁不三之孙女垂青;
        段誉:得钟灵、木婉清、王语嫣多女垂青;
        令狐冲:得明教教主任我行之女任盈盈垂青……
        这仅是金庸武侠中部分男女主人公的艳遇,我们可解剖出这些“附凤模式”中的男女特点,男主人公一般往昔光荣,现时寒微,命运坎坷(如郭靖、令狐冲)或善良软弱(如段誉),女主人公一般出身豪门(要么是天下武林高手之女,要么是其父执掌教派、帮会,权势炙人)、武功高超(如黄蓉、钟灵……)。至于说到这些男子仗着机遇或秘笈,突然间侠身铁骨,或成人人仰慕之大侠,或成帮主、教首、掌门人,更使卑弱者的“英雄美人梦”得到满足。李敖指出:“新剑侠的‘弱胜强,小胜大,偶然性长久,变数胜常数’的套子,正适合挫败者的口味,正好满足逃避现实者和弱者的自卑心灵。”我确实很难相信,一个受过起码的民主自由之风熏拂的智者会相信这些帮会等级的梦游式鬼话。
        金庸在纽带编织上的手法有其独到的神思(比如说苗人凤练剑时被蚊叮后导致剑法中的致命缺陷),但更多的是无聊的套路,写武打,即是“呼”的一掌,“啪”的一声,“嗖”的一下,“啵”的一响,叽里咔吧,劈叽咔嚓,其招法名称多借鉴成语,如“龙腾虎跃”“横扫千军”“高山流水”“贵妃回眸”“小怜横陈”“飞燕回翔”……“熟读唐诗二三首”,不会开打也会编!
        在给小说人物取绰号方面,金庸发展了《水浒传》的手法,如“南海鳄神”,“无恶不作”;金庸又光大了中国人的数字崇拜,比如“四”,就反复在作品中出现“东邪西毒”“北丐南帝”“耕读渔樵”四护卫,“梅山四杰”。
        一些学者们在赞颂金庸小说时,过分看重了传统文化的展示。确然,金庸在传统药学、酒学、琴棋书画民族特色中有较精深的造诣,但是,小说更要触及人类内心的挣扎和人的生存处境,金庸的文化甩卖,附和东方审美情趣,但从小说艺术而言,更多的是失败。
        
        骆爽的文章发表后,虽然很令许多“金迷”们愤怒,但这一次奇怪的是反应并不十分强烈。大概金迷们已有了经验,也看到太多这样的“骂文”,就有些见惯不惊了。
        所以只是过了二十多天,1995年11月28日的《服务导报》才在“淘书”版上刊登了一篇署名为花蕾的小文章:
        
        11月7日“淘书”版上的那篇《打破金庸武侠的神话》无疑是往金庸的读者群中扔了颗炸弹。作者以李敖的骂文为楔,狠狠将金庸“批判”了一番。
        喜欢李敖的骂风的人真不少。骆爽先生称他们“笔已变成喇叭”“以批评之名行吹捧之实”。但他似乎没有看到另一种批评的笔已成刀枪,文坛上烽烟四起的笔锋鏖战,是他们表现“骂功”的战场。王蒙先生形容这些批评家,说得很有趣,“一个和名人差了许多级的人辛辛苦苦作文章却无人欣赏因而愤世嫉俗,寂寞实在难熬,故写骂派文章,专骂名人大家……”他以名人的高姿态说一个和名人差了许多级的人如何如何,实在不够风度。但王蒙这样曾是一个比较开明、心胸开阔的小说家,如此刻薄,也算是给这些骂派批评家骂急了。
        已故武侠小说家古龙生前屡次悲叹,武侠小说在一些人眼里岂只不是文学作品,简直不是小说。作为“武侠小说中的真命天子”“武林盟主”的金庸则被“批评”得更多。
        金庸先生的风度比王蒙好得多,对一片骂武侠小说,骂作者的话一概置之不理。曾以一支健笔驰名香江,社评写得锋芒毕露的查良镛当然不会无力应战,非不能也,是不屑也。
        客气一点的批评认为金庸的作品有情节有技巧,却没有文学价值,这是一种误解。茅盾曾指出文学作品以人物为本位,所有故事情节人物动作,环境描写应围绕人物进行。而金庸作品注重的是刻画人性,说法不同,意义却是殊途同归。翻开金庸作品,人物形象饱满,人物性格鲜明。岂能因他采取的表现形式就否认他作品的文学价值?
        有的结论就更可笑了。且不提郭靖初见黄蓉,黄蓉乃小乞丐而郭靖是金刀驸马,钟灵不是书中女主人公也不是出身豪门,仅“附凤”式神话这一说法就有待斟酌,“附凤”不合理,而山鸡配山鸡就能令人心平气和么?门第观念也太深了吧。文学作品最难做到的是雅俗共赏,然而金庸做到了,“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上至学者达官,下至凡夫走卒,皆看金庸”这种境界,岂是甩卖文化的失败者应有之景象?
        可以看到,代表金迷们心声的这篇文章,调子相当的平和,实在是不想与前面的“骂文”一般见识。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许这就是关于“金庸之争”最明智的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