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改变,风水在转移,新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再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再一次影响到了大侠金庸的政治生活和态度的改变。
        六七十年代,金庸彻底与大陆的“左派”政治决裂,不惜以严厉的态度批评大陆的政治,“反共”立场的激烈,也是人所共知。大陆“文革”期间,金庸给人以“反共”的印象。其实只是片面的,因为金庸对台湾当局的政治也常作毫不留情的批评。
        金庸所谓的“反共”,实际上只是反对当时大陆一系列极左路线的做法。比如,反对中共批判北大教授马寅初,支持马寅初的“人口论”;反对盲目的“大跃进”思想和行为,支持惨遭迫害的彭德怀;反对“文革”,反对江青和林彪,反对红卫兵“造反”,反对江青之流困扰周恩来;批评“左”倾路线……而在金庸反对大陆这一系列“左”的做法的同时,他却一惯支持邓小平“务实”的政治立场。
        邓小平70年代被打倒,落难到江西省的那段艰难岁月,金庸时常在《明报》的社评中称赞邓小平,支持邓小平,反对当时中共对他的处置,并预言邓小平将“东山再起”。
        金庸的预言实现了。“四人帮”被打倒之后,邓小平重新掌握了中共实权。金庸几乎是怀着一种欣慰的心情看着大陆这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运动出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十一届六中全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因此大陆出现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邓小平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
        金庸欣喜地看到了大陆的这场变革,他的政治态度也因此潜移默化地改变。金庸不再激烈地“反共”了,他对中共的批评态度大大地低调处理。
        《明报》开始支持邓小平的新政策,不再像以前那样清一色地批评中共政治,而是以大量篇幅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所取得的喜人成绩。
        这一改善,当然要从大陆共产党政府对金庸的邀请作为里程碑算起;金庸的“中立”政治态度,又开始稍微“偏左”了。
        1981年7月16日,在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旅社等机构的安排下,金庸携带妻子和一对子女启程回大陆访问。
        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了金庸,并和金庸作了长谈。此外金庸又会见了多位大陆高级官员,特别是当时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给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金庸33天的大陆之行,除了与大陆领导人共商国是,纵论新中国及香港前途等大事之外,还见了阔别多年的亲戚朋友,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金庸回到浙江老家,去杭州见到了阔别30年的兄弟姐妹,故乡之行,让金庸感慨万千。
        金庸游历了北京、内蒙、新疆、甘肃、成都、重庆、宜昌、武汉、杭州等13个城市,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做伴好还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金庸的大陆之行,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通过与大陆中共高级官员面对面的切身长谈,金庸了解并理解了大陆的政治政策。他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陆。
        邓小平的接见,中共极高的礼遇,实地的考察和访问,金庸关注、思考中共和大陆的政治激情,前所未有地被激发出来了。回香港之后,金庸兴致勃勃地接受了《明报月刊》记者的独家采访,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共和大陆的好感和信心,以及他自己政治立场和态度的明显调整。
        金庸谈自己对中共的看法说:“……第一,我相信中国大陆上,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第三,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说来,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过,大陆上个人自由大大不够。共产党搞经济缺乏效率,不能尽量解放人民的生产力,过去所积累的左倾思想与作风太严重。我个人赞成一步一步地不断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决问题。”
        金庸的政治态度很明白了,只要对国家人民有利,共产党他完全可以接受。金庸当然也还是对大陆的一些情况有所保留,但总体的声音,是支持邓小平执政的中共大陆,他最欢迎大陆共产党的务实:“我发觉中共从上到下,不再浮夸吹牛,多讲自己的缺点,很少讲成绩,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金庸总结他的政治态度是:“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我觉得中国大陆目前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是对的,但应当逐步让人民有更多自由、更多机会。台湾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也是对的,但要努力缩小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香港最宝贵的是生活自由,法治精神以及发展经济的效率与灵活性、广泛的机会。最糟的是极端自由资本主义的不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