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金庸的政治态度虽然自称是“中立”,但实际上他却是通过《明报》积极地参与政治,他对当时大陆和台湾两方面的政治都持严厉的批评态度。
        金庸后来明确说过:“从前中共和台湾的政策都不大好,甚至不好,我就两面都不赞成,人家说我‘左右不讨好’。”
        金庸内心耿直倔强的—面由此可见。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四面树敌,并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压力,然而,金庸又绝不是一个僵化固执的人,金庸能写活“韦小宝”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足以证明金庸对人生社会和政治更深刻的理解。从“侠之大者”的郭靖而到金庸内心秘密欣赏韦小宝的“讲义气”和“能适应环境”,实际上金庸也是这样。
        1973年4月28日,金庸去台湾作了为期十天的访问。这是金庸首次台湾之行,也表明了金庸政治态度上的一种圆通性。金庸去台湾,他当然知道这件事对外面将意味着什么样的政治意义。所以他表现得很谨慎,调子降得很低:金庸只是以《明报》普通记者的身份去台的。
        可以理解的原因。台湾当局和金庸本人两方面都秘而不宣促成此行的原因。1973年,海峡两岸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而像金庸这样在香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报人物,正是两岸政治力量的统战对象。对于台湾来说,此时只要有像金庸这样的“大人物”来台湾走一趟,都可以获得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宣传。
        金庸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虽然他尽量低调处理,但还是遮不住他那政治态度“中间偏右”的微妙变化。
        对于大侠金庸来说,立场的调整其实并不重要;只要仍是他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原则,所以对于种种议论和猜测,他并不放在心上。
        金庸虽然是以普通记者身份去台湾,但此行的政治色彩,遮也遮不住。金庸在台湾,得以同当时担任“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副总统”严家淦、“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等政要会面并作长时间交谈,这些足以证明此行的政治色彩。
        金庸回香港之后,两个月之内推出了他的长达数万言的访台纪行:《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不言而喻,金庸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后来因销路太好,又专门出了单行本,后来又在《明报月刊》再次连载。
        金庸明显表露了对台湾领导层的善意:“这次我到台北,印象最深刻的事,不是经济繁荣,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领导层正视现实的心理状态,大多数设计和措施,显然都着眼于当前的具体环境。”
        金庸是一个有大侠人格的敢于忠实于良心和不作违心之论的政治家,一旦他感觉到什么,他不计利害也要直抒胸臆。
        金庸看到台湾领导层不再唱高调,浮夸吹嘘,当然会产生好感的。
        “不论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民主自由、中华文化的传统等等其中可能有合理的部分,也可能有不合时宜的部分。在台湾而言,应当采用最能为台湾人民谋幸福的办法,最受台湾人民欢迎的办法,使得最大多数台湾人民生活得最快乐。”
        “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和民族和睦政府。”
        “我这—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愿望。”
        可以看出,不论金庸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发生怎样微妙的变化,但金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政治理想,为普通老百姓利益着想的善良意愿,却是一点也没有改变。只要对国家有利,对民族有益,对人民有福,金庸并不在乎站在哪一个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