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是当代汉语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神话,所以有的研究者将之称之为一种“金庸现象”。“金庸”这两个字也已经超越了他笔名原本的含义,金庸的传奇、金庸的浪漫、金庸的名望、金庸的地位、金庸的财富等等这一切都是让一般的文化人看得头晕目眩,眼花缭乱。然而,光环只是光环。所以从金庸的成名开始,就有许许多多有识之士想来打破这个神话,还原出金庸本来的“庐山真面目”来。
        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的视野和聚焦点,这就产生了当代汉语文学史上有趣的“金庸之争”的现象。
        金庸的出现真正引动了上上下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灵魂触动”。不管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起码承认了这一点,就是金庸的影响力太大了。
        对金庸的包括“金庸现象”的争论,早在6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
        金庸的武侠小说问世之后,在港台两地引起惊人的轰动,读者趋之若鹜,一时间洛阳纸贵。当时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金庸的小说并不能流传至大陆,实际上是大陆当时的意识形态拒绝了金庸。而有趣的是,与当时大陆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台湾,经过一番对金庸的争论之后,同样拒绝了金庸。1969年2月中旬,台湾台北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到市区郊区所有大大小小的书店搜查武侠小说,其中包括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碧血剑》《书剑恩仇录》等;台湾当局认为这类武侠小说内容“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影响读者心理,危害社会安全”。
        当时,《大公报》曾为金庸打抱不平,为他的武侠小说辩护。
        《大公报》的文章《怪哉!蒋经国怕武侠小说》指出:“……一些比较好的武侠小说中,多带一点‘爱国思想’,而这种思想便正是读者所欢迎的,而台湾当局认为‘毒素’了。在所有的武侠小说中,都是贪官污吏,或为非作恶,或投靠异族之辈,才会怕侠士的,而今台湾当局竟然也怕武侠小说,不怕被人拿话柄么?”
        这几乎可以说是最初正面出现的“金庸之争”了。
        此后的几十年,关于金庸的争论事实上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争论中,有关于金庸的政治态度的争论,有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学术性质的争论,有关于金庸个人生活态度的争论,有关于金庸的文学排名地位的争论等等。
        关于金庸政治态度上的争论,共有两次高潮。一次是1967年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高潮期,香港“左派”与金庸的政治立场的争论。当时“左派”痛骂金庸为“豺狼镛”(查良镛之谐音)“汉奸”“走狗”,甚至放出风声要置金庸于死地。还有一次是1988年底,金庸参政,参加了香港基本法草案委员会,提出轰动一时的“主流方案”时,金庸的政治态度又一次引起巨大的争议。
        金庸的一生虽然是功成名就,德行完满,但像这样“金庸之争”的风风雨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这些“金庸之争”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论,那还情有可原。但有一些争论却纯是人身攻击,就不入流了。
        要想真正了解金庸,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来认识金庸。我们很有必要来了解这些“金庸之争”的详情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