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现象的神奇在于金庸的无穷可能性,他既是一个名作家,又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还是一个书生,一个隐士。现在,金庸的内心又有一个声音响起了:“归去吧,归去。”
        这是金庸一生的另一个情结:隐退情结。这个情结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困扰金庸了。1972年金庸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已经初具了金庸要隐退的规模。金庸一步步地隐退,现在当他负责的“主流方案”告了一个段落,他已为基本法的起草尽了一份心意之后,金庸真的要隐退了。
        1989年金庸宣布辞去草委职务,真是让人大吃了一惊。
        有些金庸的政论上的敌人不解地问:“查良镛炮制主流方案,不就是想当行政长官吗?怎么在这个时候就不干了?”
        心底无私天地宽,金庸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参政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只是想为国为民尽一分心力而已。金庸绝不恋官位名利,他欣赏的是范蠡和张良,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后,飘然远去。
        此时,基本法草案已经被人大常委会通过,金庸亲手设计的“主流方案”将成为未来特区的政制蓝图,金庸这番参政的目的总算达到,总算不枉此行。金庸为自己选择了最佳隐退的时机。但是话说回来,金庸的隐退,又何尝不是对于政治的厌倦和失望心理。
        1989年5月20日,在《明报》创刊30周年的庆祝茶会上,金庸宣布,自6月1日起,他将辞去《明报》社长的职务,只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庸说:“我年事已高,今年已65岁了,已超过香港一般退休年龄10年,不胜剧繁,退休之念久已存之,希望逐步提升本公司年轻一辈接班,从家长式的管理改为制度化的管理。”
        卸任《明报》社长—职,是金庸隐退的一个实质性行动。金庸离职不久,又向外界宣布,他将有意出售《明报》股份。《明报》是金庸一手创办,犹如亲自哺育长大的孩子,其感情非常人所能体会。金庸曾说:“《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与名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金庸解释他卖掉《明报》的原因:
        一是自己年事已高,要为报纸趁早作个安排。“趁我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作个长期的筹划,要使报纸、周刊和月刊的生命比我个人的生命长得多。”
        二是应著名的牛津大学的邀请去做教授级的“访问院士”并讲学。1990年底,牛津大学的星安托尼学院接纳金庸为访问学者,这使他非常高兴。他曾说自己少年时就梦想去牛津大学读书,这次去讲学,算圆一个梦。
        三是为《明报》引进资金和活力。
        四是追求“无官一身轻”。金庸说:“我的权力欲很淡泊,我觉得‘且自逍遥无人管’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我所写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
        1991年12月31日,金庸与香港智才集团董事会联合宣布智才收购。《明报》的计划初步实现。
        金庸终于彻底隐退了。但金庸对《明报》的买主作了精心的挑选。他说:“我不想收购《明报》的机构纯粹从生意出发,而不是对新闻事业有一种献身精神和责任感。”
        金庸即使隐退,也要先对《明报》负责。
        金庸选好了接班人,退休的部署算是基本完成了,从此他可以“且自逍遥无人管”了。
        1993年4月1日,金庸一退到底,宣布辞去明报董事局主席之职,从此他不再拥有带给了他光荣与梦想的《明报》。
        金庸发表了短文《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宣布他正式彻底退休:
        
        每个人的理想各有不同。对于我,第一个理想是,少年和青年时期努力学习,得到相当知识和技能。第二个理想是,进入社会后辛勤发奋,做几件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的事。第三个理想是,衰老时不必再工作。能有适当的物质条件,健康、平静、愉快的心情和余暇来安度晚年,逍遥自在。第四个理想是,我创办了《明报》,确信这事业对社会有益,希望它今后能长期存在,继续发展,对大众作出贡献。
        
        1994年2月底,金庸连《明报》的名誉主席一职也不当了,把明报大厦中自己办公室内的东西搬了一空,真正“一刀两断”。
        金庸毕竟是金庸,他一旦决定要做什么事,就一定要做彻底。退休后的金庸,真正过着平平淡淡、自由自在、无牵无挂的生活了。他或是携爱妻去世界各地游山玩水,或是凭兴趣访问讲学,更多的时候是闲居家中,看书、研佛、下棋、听音乐,真是过着神仙一样逍遥的日子。
        金庸无悔于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