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政治态度转向之后,金庸依然以他那支社评的健笔来参与政治,抒发政治热情。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台湾两方面的政局都相对稳定,金庸的政治视点集中到了香港的前途问题上去了。从1981年金庸专注于笔论香港前途,几乎是每隔两三天就以一篇关于香港的社论面世。
        1984年,金庸曾从他的这些谈香港前途的社论中,挑选出一百多篇,汇集成《香港的前途——明报社评之一》一书出版。金庸认为:“中国和英国方面处理这件事所有的有关人员,都已尽了很大努力,已在最大的可能范围中尊重了香港人的基本愿望。”
        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是因为英国新界的租约在1997年满期,香港的存在和发展将受到政治环境的巨大影响。金庸的一系列社评具有专业政治水准。后来中英双方会议的主要内容及达成协议,都基本与金庸的分析相符合。专家指出,金庸一系列社评的理性分析,是现实主义的观点。这对后来英国人、香港人放下幻想,以现实的态度对待前途问题,使中英谈判顺利并达成协议,起到了很大的新闻导向作用;很多人在中英达成协议之后再回过头来看金庸的社评,无不佩服金庸分析的精辟和眼光敏锐独到。应该指出,对于中英双方的政治立场,金庸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更多地支持了中共一方的立场,支持中共的开明务实的作风。
        1984年9月26日,中英双方终于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宣告了香港的殖民统治行将结束,从此香港进入了回归祖国的过渡时期。因为金庸独到的政治眼光和天才,金庸由此更为深入和直接地参与了关于香港前途的政治活动。金庸从政的经历也在80年代后半期达到了他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峰。
        中共高级领导层极为欣赏金庸的政治才能,而且也看出了这一点。在香港前途的政治问题上,金庸是中共良好的合作伙伴。在中英《联合声明》发表时,金庸就高度评价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天才的设想”,“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
        《联合声明》生效之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随即提到中共议事日程上。1985年4月10日,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基本法。这时,金庸被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告知,中方邀请他参加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件事看似异常,其实对金庸有着很大的特殊意义。
        我们已经一再讨论了金庸一生都存在着政治热情,金庸不仅仅是一个文人,或是一个商人,金庸对政治有着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热情和抱负。在这之前,金庸通过他写政论文章,发挥和解释他的政治情结,但这毕竟是纸上谈兵,隔岸观火,金庸是何等的不能满足。这一次中共的邀请,无疑给了金庸一次实实在在的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金庸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事实上,反对金庸参与这次政治活动的压力相当大,这个压力不仅来自于外部,也来自于《明报》机构的内部。因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是中方成立的机构,参加草委,将会有被读者认为金庸亲共,《明报》有成为左倾报纸的风险,这对于《明报》事业是不利的。一旦读者怀疑到《明报》立场的改变,《明报》事业必然蒙受损失。但是金庸参政的愿望太强烈了,他为了施展自己报国报民的政治抱负,毅然接受中方的委任,不顾这些风险。为了避免误解,金庸当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发表了一些声明。
        金庸说:“我在香港社会中受到爱护尊敬,能有较好的物质生活,心中常有感激之情,只觉得我比别人所得为多,而回报不足。这一次有机会为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后退休,心中会感到安慰。
        “《明报》的立场,决不因我担任起草委员而有丝毫改变,如果中共改变目前的政策,回头采取极左路线,《明报》一定会激烈批评反对。”
        金庸终于以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身份参加了草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