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金庸的政治态度明显转向,寄希望于大陆的开明政治,这种坦白的立场当然可以想像招致流言的挖苦讽刺。因为1973年金庸访问台湾,立场上先是与台湾政府亲善,而80年代的亲善大陆,这两者之间的敏感问题,最易招致讽刺。
        蒋经国改良台湾政治,不再浮夸,不再高喊“反攻大陆”之类不切实际的口号,采取务实态度,金庸对此表示赞赏,本来是正常的事。但是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台湾的政治力量不能与大陆相比,特别是有关香港前途的问题,更要看大陆的态度。所以,当大陆也采取开明政治之时,像金庸这样“为国为民”的政治家,当然对此采取欢迎和合作的态度。
        在政治立场上,金庸认为只要政治在进步,对国家人民有益,就是他自我受委屈作牺牲也是在所不惜。
        所以金庸说:“希望邓小平健康长寿,希望蒋经国健康长寿!”
        “凡是对我客气的人,我都希望他们健康长寿。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许许多多朋友,我都衷心希望他们健康长寿。我没有资格做邓小平或蒋经国的朋友,不过我深信他们所实施的改革,比之以前的政策要好得多,是进步而不是倒退。就算他们对我不客气,我还是希望他们健康长寿。”
        “现在我觉得双方的政策都在进步,有人就说我‘左右逢源’。其实男子汉大丈夫,既无求于人,又需要讨好什么、逢迎什么?”
        金庸此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名誉声望都已达到大人物水准,他当然不需要讨好谁、迎合谁。只要他认为对国家民族人民有利的事,他就一定凭着良心去做事。
        自1981年金庸大陆行之后,《明报》的政治态度转变得愈来愈大。到后来,经中央高层领导拍板决定,由官方中新社负责编辑,每天向《明报》供稿。金庸对大陆中共的亲善和信心是明显的了。
        香港又传出谣言,说金庸赚了不少钱,在香港置了不少地产。金庸改变办报立场,讨好中共,是为了自身财产利益着想。金庸真的有点恼火了,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手段也太低劣了。
        金庸反驳对方:“那真是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如果局势真的有变,难道‘讨好’一下,就能得到身家吗?如果连这样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我怎么还有资格来评论世事时局?”
        金庸承认自己的《明报》在对中共大陆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明报》不再像以前那样连篇累牍地揭露中共内幕,没完没了地批评中共政策了。金庸的看法是:与其说是《明报》改变,倒不如说是中共在改变,大陆在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这种变化反映到《明报》上,自然是“反共”的色彩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