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 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我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 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
        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 富者有惭色。

        ——彭端淑《白鹤堂诗文集》

        这是彭端淑散文《为学》中的故事。作者借两个和尚对去南海(指浙 江舟山群岛东南的普陀山,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不同态度,说明立志的重要。
        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原因(发生)、经过(发展)、结果三部分。一般说来,经过的时间越长,事件内容越复杂,就越成为作品叙述的主体。这个故事叙述贫者以一瓶一钵从四川到南海往返一次,花了整整一年,其间艰难曲折,尽可描述。但作者却把过程全部略去,而重点叙述原因,最后简要交代结果。而原因叙述,又集中在二僧对去南海“何恃而往”发生的冲突上。这种叙述主体的前移所造成的对故事结构平衡态的破坏和调整,是为表现作者意图服务的,具有警省人心的感应效果。
        “何恃而往”在文中出现了两次,前次是怀疑语气,后一次是鄙薄的否定语气。这是两个和尚争论的焦点。它把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哲学关系浓缩在一个普通的问题里。贫者认为去南海,“一瓶一钵足矣”。在有基本的物质条件的前提下,人的精神、意志与毅力就是决定因素。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而富者“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则又说明,物质条件越好,也许反而越使人贪图安逸,人的精神状态反而越差。这就是“玩物丧志”的道理。从这里,我们不可以领会到比为学立志更多的东西吗?
        故事结尾说,贫者自南海还时,“富者有惭色”。这是一件事的结束,也意味着另一件事的开始。“有惭色”,可以导致反思和转变,也可能只是一时的情绪激动,而仍然下不了决心。但不管怎样,现在是有对立面了:别人能去,你不能去?事物的平衡态一经打破,谁都不能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