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之涣(688—742)，字季凌，郡望晋阳(今山西太原)，后徙绛郡(今山西新绛)。曾任冀州衡水主簿、文安县尉等吏职。曾不屑于“屈腰之耻”而拂衣去官，优游山水。为人“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是盛唐重要诗人之 一，以边塞诗享誉当时。《全唐诗》仅存六首绝句。[2]凉州词：唐代乐府曲名，是歌唱凉州一带边塞生活的歌词。凉州：地名。唐时辖境在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公元八世纪后期至九世纪中叶曾属吐蕃。题一作《出塞》。此诗写玉门关外荒寒苍凉的景色和征人久戍不归的哀怨。在当时已脍炙人口，后人更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3]黄河远上：一作“黄沙直上”。[4]万仞(ren)：极言其高峻。仞，古时八尺为一仞。[5]羌笛：古代羌族的一种乐器。羌，是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杨柳：《折杨柳》曲的简称。北朝乐府《折杨柳歌辞》：“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坐吹长笛，愁杀行客儿。”此句化用其意，谓凉州春意已经很少，玉门关外连春风都吹不过去，那么何必吹笛埋怨杨柳呢?这里是以排遣的语气表现人到凉州，耳听《折杨柳曲》所引起的愁思。[6]玉门关：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

[解读鉴赏]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国家的版图非常广大，华夏族与外族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交通来往很多，但在边境之上也时有战争发生。这些战争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保卫疆土、抗击入侵的正义战争;另一种是统治者以炫耀武力、扩大疆域为目的的非正义战争。这两种战争在唐代诗人的笔下都有所反映。盛唐的边塞诗里，有反映征夫在边塞艰辛生活的，亦有反映思妇在闺中相思怀念之情的;有表现将士们英勇善战、为国捐躯的豪情壮志的，亦有表现军中主帅“骄恣不法”、“不恤下情”，一味沉醉歌舞宴乐的。总之，诗人无论叙写征夫，还是描述思妇，都突破了前代边塞诗“征夫思妇”的传统题材，在表现悲壮、艰辛之军旅生活的同时，也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实，揭示了战争的恐怖与残酷。以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与情、景、理、技完美结合的艺术形式将边塞题材的创作带入一个新的高度。唐代所以会产生这么多感人的边塞诗，固然与当时国家的背景，以及边境上的连年战争有关。盛唐不但在整个有唐一代处于最为繁盛的阶段，同时也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鼎盛期。盛唐的五十来年中，政治开明，经济富足，思想解放，社会秩序相对稳定 ，世人心态也积极健康，尤其“士”人阶层好不容易生逢此一似“遇”(被知遇)的好年华，又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他们全都像发着高烧一样执著于建功立业，想要实现“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生命价值。有些人做官做到了一定的职位，被皇帝派到边境上去带兵打仗。还有相当一部分科场蹭蹬、宦海失意之“士”也纷纷投笔从军入幕，企图能在“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军旅生涯中有所建树。所以，唐代许多诗人都曾到过边庭也是盛唐边塞诗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管他们是失意或得意，总之这些诗人曾到过边庭，是大漠的青海黄云、孤烟落日，与瀚海行军、沙场白骨作用于他们的激情锐感，才有了这些反映边塞生活的壮丽诗篇。而且盛世所特有的那种豪迈自信、奋发激越、刚健奔放、慷慨悲壮的英雄主义情绪便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了在此一时期的边塞诗创作中。

唐代写过边塞军旅生活的诗人很多，王维曾因奉使到边塞犒军而写过《使至塞上》，李白也写过著名的《塞下曲》。这些诗虽然都反映了边塞风光及军旅生活，但它们大多是一种概念上的、不很切实的表面上的生活现象，因为这些诗人缺乏真正深入的、身经百战的切身体验。唐代边塞诗写得最好，最有代表性的，应推王昌龄、高适和岑参。他们都曾到过边塞，体验过真正的军旅生活，所以他们诗中所表现的感情与景象都是非常真切动人的。下面我们概要介绍其中最突出的几位诗人及他们的创作。

王昌龄的生平，现存的材料很少，从《全唐文》所收集的王昌龄写给朋友的书信中看，他的生活是非常贫困的，他到边塞去的主要原因可能出于在朝中仕宦不得意，希望在边塞上获得建立功业的机会。他擅长写七言绝句，曾被当时人誉为七言绝句的“诗天子”。他写的边塞诗虽说不像高适、岑参那样具体、现实，但较之于王维、李白等人则进了一大步。《从军行》与《出塞》是他最著名的两组边塞之作。七言绝句是一种非常短小的体裁形式，它不适合于铺陈叙述，这正好与王昌龄擅长抒情而不长于铺叙的特点相吻合。王诗能够把感情与景物结合得很好，通过情景交融、情景相生、由物及心、由心及物的感发过程，在诗中传达出一种原始的精纯而直接的兴发感动的力量。例如《从军行》中的：“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又如：“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从情意上说，这些诗表现了边关兵士们对家乡亲人的无限眷恋之情，而且这种感情与边塞的景致和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此外，王昌龄诗还善于通过声音来传达这种感发的力量。一般来说，像七言绝句这样的“近体诗”，是非常注重声调、韵律与情意的结合的。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很重视讽咏和吟诵，并且把它与中国诗歌重视兴发感动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常常在吟诵之间伴随着声音来传达诗中的感动作用。也许有人觉得，近体诗自有其固定的格式，无论谁写都是同样的声律。其实不然，同样是平声，却有阴阳之分;同样是仄声，也有上去入之别。即使同样的阴平或阳平，还有开口呼、合口呼与撮口呼的不同分别。这其中有一种很复杂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微妙结合，所以杜甫才说“新诗改罢自长吟”。读王昌龄的绝句，一定要对这种声音与感情及景物的结合有所体认。如“烽火城西百尺楼”中的“烽火”与“戍楼”是边塞的典型景物;“百尺”两个字都是入声字，显得极为强劲;“黄昏独坐海风秋”中的“黄昏独坐”表现了生活单调的关塞兵士们内心世界的孤独与苦闷。“海风秋”从声音上看，“海”是开口的，又是上声字，是由降到升的降升调。“风”是唇齿之间突然冲出的带有浓重鼻腔共鸣的高平调，这种声调上的结合，给人以雄浑强壮的感触。既是景物与声音的结合，也是情感与声音的结合。从景物上看，“烽火城”、“百尺楼”，边塞的景物虽然单调却并不凄凉;从感情上说，“黄昏独坐”，“更吹羌笛”，边塞生活虽然枯燥，却不消沉。这种效果的产生，完全是凭借这种声音的作用。这就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主要成就和特色。

高适是一个既有政治理想，又有谋略才干的人，在唐代诗人中，他算是比较显达的。当然显达不一定就得意。他20岁曾到长安去考试，但没有考中。后来一度到幽蓟从军，可当他赶到时，战争已经结束。虽然从未能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但却对边疆与战争有了深切的了解和体验。他边塞诗的代表作《燕歌行》，就是此一时期的产物。诗的开篇两句连用两个“汉”字：“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汉家”指中国，汉朝也是历史上很强盛的时代。“烟尘”代指战争，古代传递战争消息用烽火，白天点烟，夜晚举火。烽烟与风尘都为显示战争的具体形象。由于“汉家”有了战争，作为“汉将”，当然具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了。“辞家”，体现着报国牺牲的精神;“破残贼”表现了坚决、果敢、勇猛、顽强的战斗意志。在这种“汉家”与“汉将”的相互呼应与承接当中，自然传达出强烈动人的感发力量。就高适而言，他不仅如是说，而且具有这种“辞家”的意志和“破残贼”的勇气。接下来他说“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中国古代男子的价值观念是“男子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固守家园，作儿女之态”。所以男儿一生下来就应该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重横行”是纵横驰骋的意思，“本自”，是说本来就应如此，“重”是看重。这句话在叙述的口吻中就带着那么强烈的感动。不但如此，他上一句说“男儿”，下一句就是“天子”，作为男儿理应报国，而且报国并非为了酬劳。而天子对这些忠心报国的“男儿”也很珍惜，给予他们很厚的赏赐。“赐颜色”是指天子对这些报国的人给予恩宠。这前四句诗，在铺陈叙述的口吻、结构、声调之中，把一个男子不怕牺牲、报效国家的精神气概完整地传达出来了。这种古代歌行体的诗歌不需要对句，高适这首诗虽然没有严格的对仗，但他的上下句之间总有一种呼应，一种本质上的相对。比如“��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这种似对非对中的内在关联，于疏散之中透出的严整，体现了作者有心安排的一番用意。读《燕歌行》这首诗，一定要注意诗前的那个小序，其中的张公指的是唐代辅国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张守珪。据《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张守珪破契丹余众于棣禄山，杀获甚众。”因为他打过胜仗，所以皇帝非常宠信他。可当开元二十六年张守珪再次带兵打仗失败之后，他为保全自己的地位，不致失去皇帝的恩宠，于是就谎报军情。据说高适这首诗就是为了这件事而作的。其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等句，都含有讽喻之意，他想借此来反映军中的腐败现象。高适一直是非常关心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安史之乱”潼关失守后，玄宗从长安逃奔四川，高适特意赶去向玄宗提出忠告劝谏。当时的人都认为高适能够“负气直言”。他不仅关心国家政治，对军队中将领与兵士的关系问题也极关注，因此他的边塞诗有明显的现实用意，这与王昌龄无明确目的边塞创作，以及岑参为应酬上司及朋友所写的边塞之作是很不相同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岑参的特色。

岑参与高适及王昌龄都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二十岁左右也到长安求取功名，奔波十余年没有结果，就到边塞军中充当幕僚。他曾在轮台居住过相当长的时间，对于塞外景象及军旅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他的边塞之作，运用形式自由的古乐府歌行体，为我们描绘出塞上酷热奇寒、火山黄云、狂风大雪、飞沙走石、金甲旌旗、胡琴羌笛……种种壮景奇观，这一切都是别人笔下不曾有过的。岑参诗有一个特色也很值得注意，即杜甫在一首写他与岑参兄弟到渼陂划船的诗中所说的：“岑参兄弟皆好奇” 岑参喜欢做不平凡的事，喜欢有不平凡表现。有人说他的诗“语奇而格峻”，他所写的内容常常是罕见的，他所用的语言常常是不平凡的，风格是矫健而有力的。你看他写的轮台：“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怒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是何等的壮观。再看他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写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第一句的“折”与第二句的“雪”都是仄韵，因为他要写北风的摧杀，于是就用了这种短促的入声字，使人读后产生一种紧张、寒冷的感觉一 但接下来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又换为平声韵，“梨”、“花”、“开”都是平声，好像春天来了，一下子就放开了。这种声音与景物的谐调配合，紧缩与松弛之跌宕有致，正是岑参边塞诗作的又一特色。

从诗歌欣赏的角度而言，只有那些寓意深刻含蓄，能够多方面引发人联想的诗，才适合于讲解。像岑参这类以新奇取胜，既不是言情，又没有什么用意的诗，则更适于在诵读中去欣赏，因为他的边塞诗大都是为应答酬谢、歌颂赞美而写的。虽然诗篇所描述的景物，与所使用的语气、声调、口吻，以及气势都很不平凡，但这些好处，都是一读即知的，因此它只适合于诵读，而不太适合于讲解。高适与王昌龄的诗则与此不同。高诗的好处在于以“气骨”取胜，气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和作用，这与做人的关系很密切。韩愈曾说过，“气盛则言之长短高下皆宜”，气是通过语言的声音和口吻来传达的。“骨”指作品的章法与结构。高适与岑参的诗能在其章法结构和语气叙述的声调、口吻中，给你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和感染。王昌龄则是以情韵取胜，情是他那既悲且壮的思乡、怀人之情，韵是言虽尽而意不绝的绵长余味。对王昌龄的诗，要一边吟咏，一面体味，这样就能从中获得一种身历其景、心临其境的感动。

[阅读思考]

1. 有人说盛唐边塞诗是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你对此如何理解? 结合对曹丕、高适所作两首同题《燕歌行》的阅读，试作理解辨析。

2.比较高适、岑参、王昌龄的边塞之作，试从内容、意象、风格、境界等方面加以区别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