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易于人情?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且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且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文人的涉政观念是最强的，所以这个时代的翻案文章也特别多。《纵囚论》就是早期宋文中较为出色的一篇，作者通过翻旧案而设立新论，直接为时政服务。

这篇文章立论不凡，抨击的靶子竟是历史上享有“贞观圣主”尊号的大唐天子李世民，所举之事又是四百余年来一直被称为“施恩德”、“知信义”的那次死囚大赦，这种立意仿佛一个悬念，紧紧抓住读者，引人急切地想知道作者的观点，文章在这种极强的论辩气息中逐层展开，声势咄咄，仅四百余字便结住全文，谋篇严缜，令人心折。

“君子”与“小人”是本篇开头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也是作者对贞观六年(632)大赦最为疑惑的关键所在。在欧阳修看来，死囚的人格即便在小人中也是最为恶劣的，而知死不辞、重守然诺又是君子中最高贵的行为。以小人之德，做出君子之举，这难道符合常情吗?对于这一犀利冷峻的质询，令人不能不承认它是政治家的思维结果。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不能算做纯粹意义上的文人，因而他也不象一般文人那样容易被圣恩感动，更不会为死囚的节义之举作颂歌，他以近乎苛刻的理性，在这种扬名显德的历史美谈中寻出了讹漏，进而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揭示政治统治中十分深刻又十分现实的道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接下来，作者以唯物的态度。指出人性不可能一日更改，并在此观点基础上，以“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的惊人之语，一语道破大赦的实质，使文章走向纵深。“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 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一句，语气迂徐起伏，是典型的欧文风格，而气势潜在，逼人不容置否。因此，太宗既知死囚释去必归，死囚也知复归必赦，就是“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知信义者哉?”这一结论的引出顺理成章，虽则严酷却令人信服。至此，文章全部展开，使大赦的口碑完全被推翻。这一剖析过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将粉饰的历史事实还原，而且在于昭示人们： 并不是所有美丽的故事都是真实的，真实的历史往往可能被人为的表象所美化。在这个论证高潮之后，作者以“不然”一转，语气又渐趋徐缓，毫不留情地指出： 唐太宗在位已经六年，尚且有这些罪犯杀人，难道以大赦这“一日之恩”，就足以使他们幡然悔悟、改恶自新吗?这根本是说不过去的。第二部分中这几句余论如波助澜，在内容上反证了主论点，使立论丝丝入扣，不留一点疏漏，而在形式上又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欧文平和之中见犀利的风格。

在第三段中，作者对这一历史事件正面提出自己的处理方法：“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认为这样做既体现了朝廷的恩德，又维护了法制的威力，比较冷静公允。这种客观的论断与欧阳修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密切关系，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时势中生长起来的宋人，思想中理智务实的成份比较多。对于盛唐之世气魄恢宏的潇洒放任，他们是不敢轻易苟同的。时代已不再容许浪漫，在宋人的眼里，一举释放三百名死囚，的确是天大的冒险。欧阳修的观念实际上是时代政治的一个缩影，他提出法尧、舜，三王之治，宗圣人之法，从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时期的统治要求。全文卒章显志。以“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平誉”的警句戛然收止，在立意上可谓片言居要，以务实的思维方式阐发出务实的施政准则; 在行文上仍在徐缓中见精警，足以结住这篇气势沉雄的非古新论，有豹尾之妙。

综观全文，突出特点是逻辑清晰缜密，环环相生，人情人理，在徐而不迫的递进铺展中，从正反不同角度阐明自己的见解。短短四百余字，起伏错落，断续连绵，于从容优游之中见雄辩，是一篇具有散文之美的议论文章。

字数：1980 作者：于丹
知识来源：关永礼 主编.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431-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