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谓不仁之人哉!

予尝至繁城，读《魏受禅碑》，见汉之群臣称魏功德，而大书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读《梁实录》，见文蔚等所为如此，未尝不为之流涕也。夫以国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为也!汉、唐之末，举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

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故尝寡过，小人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唯指以为朋党耳。故其亲戚故旧，谓之朋党可也;交游执友，谓之朋党可也;宦学相同，谓之朋党可也; 门生故吏，谓之朋党可也。是数者，皆其类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唯以朋党罪之，则无免者矣。

夫善善之相乐，以其类同，此自然之理也。故闻善者必相称誉，称誉则谓之朋党;得善者必相荐引，荐引则谓之朋党。使人闻善不敢称誉，人主之耳不闻有善于下矣;见善不敢荐，则人主之目不得见善人矣。善人日远而小人日进，则为人主者，伥伥然谁与之图治安之计哉! 故曰： 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党之说也。

一君子存，群小人虽众，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为。唯空国而无君子，然后小人得肆志于无所不为，则汉魏、唐梁之际是也。故曰：可夺国而予人者，由其国无君子; 空国而无君子，由以朋党而去之也。

呜呼! 朋党之说，人主可不察哉! 传曰“一言可以丧邦”者，其是之谓欤。可不鉴哉，可不戒哉!

这是一篇史论文章，为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卷三十五《唐六臣传》的一段议论。全文纵横捭阖、淋漓尽致地阐发了作者对所谓“朋党说”的斥责，旗帜鲜明，立论精警，逻辑性强，环环相扣构成了本文的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一篇有极强说服力的议论文。

唐六臣是指唐哀帝时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文蔚、杨涉，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张策，吏部侍郎、太常卿赵光逢，御史大夫薛贻矩，礼部尚书苏循六人。这六位仕唐的臣子虽性格不同，为人各异，且都没有什么超俗的才能、盖世的功业，但哀帝被迫逊位以后，他们却不约而同摇身一变，当上了梁太祖朱温的高官，一齐辅佐新朝主子。这种行径在封建正统观念甚强的史官欧阳修眼中，无非是一群德行两亏的小人，因而就为他们作了一篇合传。他们由唐仕梁，而大书“唐六臣”者，乃是寓褒贬于一字的《春秋》诛心之法。

在六臣本传之前，欧阳修还精心结构序论一篇，历述唐末朝中政局，以“白马之祸”为鉴，意在总结唐朝覆亡的历史教训，并揭示出撰《唐六臣传》的目的。唐哀帝天祐三年 (906)，梁王欲举自己的亲信张廷范为太常卿，宰相裴枢极力反对，认为太常卿一官当以清流为之，梁王因而大怒，借故将裴枢、独孤损、崔远等七人贬官，随后又同赐死于白马驿。此后又诬在朝忠于唐室反对梁王的缙绅之士为朋党，坐贬死者达数百人之多，这就是有名的“白马之祸”。据此，欧阳修认为：“唐之亡也，贤人君子既与之共尽，其余在者皆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于梁庭如此哉!”

这篇《唐六臣传论》即在六人本传之后，承引论之绪，又延引汉末史实，继续发挥议论朋党说的荒谬，与前序论前后呼应，相映生辉，完整地体现了作者的史学思想。

唐吴兢《贞观政要·任贤》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欧阳修撰写《唐六臣传论》的目的正是借古鉴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景祐三年 (1036)，宋代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在朝中发生争论，吕攻讦范“所引用，皆朋党也”，结果范仲淹罢知饶州，太子中允尹洙自讼与仲淹师友，馆阁校勘欧阳修移书责谏官高若讷坐视不救，结果范、尹、欧阳三人同被贬，朋党之论也由此而起，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庆历四年 (1044)，朝中推行新政，朋党之论又起，杜衍、范仲淹、欧阳修等被指为朋党，愤激之下，欧阳修写下了《朋党论》一文。该文中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然臣谓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似乎承认了君子有朋党之说，实则乃是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一角度论证的;《唐六臣传论》则从另一角度论证朋党说之伪，以“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及“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立论，不承认君子有朋党了。二文选择的论述角度不同，却殊途同归，皆以孔子学说为旨归，显示了作者运用儒家传统思想分析历史、解释历史的观点。这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由于文章组织的严密、论证与论据结合得天衣无缝，层层剥笋，语言质朴而富于表现力，终于赢得了令人信服的魅力。

欧阳修写这类史论文章好用“呜呼”二字表达感叹之意，据他自己解释是因为：“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十九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这种作法曾受到清人章学诚的讥讽：“只是一部吊祭哀挽文集，如何可称史才!”(《章氏遗书》外编一《信摭》)但平心而论，如果不理会作者有意继承《春秋》笔法的实质，那么此文前后两用“呜呼”，却有警世的妙用。如文章开头于“呜呼”以下故设问语：“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而下句又不作正面回答，仅以“不仁之人”为断语，点明了全篇立论主旨，开门见山，笔力千钧!

文章第二段笔锋一转，径写自己在繁城(故址在今河南临颖县西北)所见《魏受禅碑》文及平居所读《梁实录》的事实，将汉、唐两段极其相似的历史事件组织在一起，大发感慨。由于论据的选择典型，从而将历史的个别升华为历史的普遍，为以下阐述朋党说可导致亡国的极大危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顺水推舟之效。读者诵读至此，感情为之震撼，必然身不由己地随着作者的思路而下，犹如江河行地，无遮无拦。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李膺、郭泰等正直之士与之斗争，终于酿成两次党锢之祸。反对宦官专权诸人及其族人友朋皆被指为党人，免官禁锢，此后汉献帝在繁城被迫禅位魏文帝曹丕，东汉覆亡。欧阳修写唐末之际的历史，特意选择似曾相识的汉末史实为证，就是为增加文章的说服力，打动读者。

封建时代，一朝一代的兴亡衰替自有其政治、经济方面的深刻原因。封建帝王借朋党之名尽除朝中正士，是其政治腐败、经济破产下的产物，是行将亡国时的现象而非原因。作者在议论中将现象当作原因来考察，是有偏颇的。专制社会中。皇权至高无上，一旦政权衰弱，国家机器就会运转不灵，朝纲混乱，上下闭塞，而这时的封建帝王担心的却往往是大权旁落，所以极易于听信朋党说而猜忌丛生，终于导致滥杀臣属的举措，其国也每每随之为强有力者所替代。欧阳修意图用这种怵目惊心的事实告戒封建帝王，而不作更深入的探讨，因为其目的仅此而已。全文论点若细究起来不够完善全面，但由于文章写法的成熟，恰恰可以弥补论点的不足和缺陷，这也从反面显示出文章技巧的极大成功。

文章第三段紧承上文，进一步揭示朋党说的起因。在作者看来，朋党说的兴起是在朝奸佞小人有目的行动，意在“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从而“夺国与人”。他们以此为武器，将朝中正人君子及其亲戚故旧、交游执友、宦学相同者和门生故吏一网打尽，以便行其不法，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此段文字对于朋党的界定仅是表面形式上的，容易贻人口实，所以文章第四段又对朋党作了内涵上的分析。

文章第四段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浅显道理入手，完善自己的议论，力求无懈可击。“善者必相称誉”与“得善者必相荐引”二句，实际阐明的是君子“群而不党”的儒家理论，从而论证君子“善善之相乐”而无所谓朋党的事实，斥责了小人倡言朋党说的荒诞。

文章第五段又转入对君子正言立朝作用的肯定，分析了小人之所以要将君子赶尽杀绝的原因，使全文议论达到了高潮。“可夺国而予人者，由其国无君子，空国而无君子，由以朋党而去之也”，这是对朋党说倡言者的最为有力的一击，因为它最能引起统治者的瞩目。

文章最后一段又转入感叹，与首段相呼应，对全文论点进行总结，造成一种再三强调、反复陈言的回环效果。“一言可以丧邦”出自 《论语·子路》篇，有一次鲁定公问孔子说：“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婉转回答了这个问题，认为人君之语：“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文中用“一言可以丧邦”一语，是指朋党说足以亡国，以期引起统治者的再次瞩目，引为戒鉴，言简意赅，发人深省，耐人寻味，言有尽而意无穷地传达出作者的思想，足以令人掩卷深思。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云：“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 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其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以此衡量这篇史论，极中肯綮。全文除去首尾两段感情色彩浓烈的议论外，第二段以汉、唐史实为主，做好下面议论的准备;下面三段议论层层深入，每段后皆以“故曰”总括全段大义，要言不烦，极其卷舒自如之势，鞭辟入里地将朋党说批驳得体无完肤，置朋党说的倡言者于死命，失去反唇相讥的机会。

作者欧阳修是宋代著名文学家、古文大家，对后世影响甚大。他所撰写的《新五代史》贯申所谓《春秋》义法，并以之作为评人论事的准的，达到为宋代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虽不无迂腐之处，但由于他语言运用简练得体，文章逻辑细针密线，结构布局精心独到，因而诵读之下，琅琅上口，铿锵有力，自有一种义正词严的魅力在。作者自己对文章道与文的联系是相当重视的，他认为文章“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答吴充秀才书》)，也许正是此文合乎他立命安身的儒家道统，写起来才会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有一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

字数：4064 作者：赵伯陶
知识来源：关永礼 主编.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434-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