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

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 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 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

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 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 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

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已，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

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已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 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 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一代文宗欧阳修，道德文章皆为当世所瞩目，并为后世所追慕。其早年所作《与高司谏书》更为人们津津乐道，是表明其人品和文风的代表作之一。《与高司谏书》作于宋仁宗景佑三年 (1036)，作者30岁，此时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的著名古文家范仲淹，因经常议论时政得失，并上《百官图》，指出居官者某某为当，某某为不当，并建议近臣进退不宜全出于宰相，为此触怒了宰相吕夷简这班腐朽政客，吕夷简大怒，给他加上“越职言事，离间群臣，荐引朋党”之罪，贬职饶州。与此同时朝臣余靖、尹洙等人纷纷起而为范仲淹进言。而当时任左司谏的高若讷却对此缄默不言，不仅有失谏官职责，而且还私下诋毁范仲淹。欧阳修见此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于是给高若讷写了此信，痛斥其不辨贤奸、不明是非，揭露其自私、卑鄙的可耻面目。因此高若讷一怒之下，把信送上朝廷，贬作者为夷陵令。

我们把这封信分成六段介绍。

第一段表明作者对高若讷逐步认识的过程。最后论定高若讷不是一个君子，是经过三次怀疑之后得出的结论。当初，欧阳修居家随州末仕时，在天圣二年 (1024) 进士及第榜上知道有高若讷这么一个人。但是，只听说同时中进士的宋庠、宋祁、叶清臣、郑戬以文学称名于世，而高某虽然侧足其间，却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建树。因此，作者开始怀疑高若讷之为人。这是本段的第一层意思。后经十一年之后，欧阳修到京城开封任馆阁校勘，与高若讷同为京官，但未结识。只是从友人尹洙的介绍里听说高若讷是个正直而有学问的君子。然而作者仍然对他怀疑。欧阳修循名责实，认为正直之士不能屈身曲从于权贵;有学问的人，一定能够明辨是非。如果高若讷果真“正直有学问”而又做御史里行这种言事之官，那又怎么会俯仰依人，默默无言，和一般人毫无区别呢?因而作者此时还是怀疑他不是君子。这是本段第二层意思。等到高若讷做了左司谏之后，欧阳修才与之相识。看他的样子，道貌岸然，能言善辩，议论评价起世事是非，从无失误。这样的人，本来是很容易给人好感的。但欧阳修还是怀疑他。这是本段的第三层意思。“经过十有四年而三疑之”的切实考察，作者最后斩钉截铁地断定高若讷不是君子。作者毫不隐讳地当面直接告诉他。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坦荡胸怀和刚正不阿的作风，洋溢着与邪恶势力面对面斗争的勇气。和儒家历来提倡的文质彬彬、温柔敦厚大相径庭。这种直率严正的态度，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是极其罕见的。

第二段以范仲淹的贬官为例，说明高若讷是个君子之贼，即君子中间的败类。范仲淹是因出于公心反对奸相吕夷简而被贬官的，高若讷却借机毁谤范仲淹的为人，欧阳修最初听到还以为是随便说说罢了。后来又从友人尹洙口中证实高若讷确实对范仲淹大加非议。既然如此，作者就不得不同高若讷辩别清楚范仲淹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欧阳修坚信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也就是说范仲淹一贯刚毅正直，勤奋好学，博古通今。而且在朝执政能够根据轻重缓急贯彻始终。(“本末”有主次、先后之意。典出《易经·系辞》：“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礼记·大学》：“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因而被天下人所爱戴，公认为君子。如今范仲淹因上书言事触犯宰相吕夷简而获罪，身为谏官的高若讷坐视不进一言，还怕受牵连，就跟着别人一道诋毁范仲淹，真是令人感到奇怪!这里指出了高若讷不明大义，不辨是非，出于一己私利而不敢仗义执言，这是作者深恶痛绝的行为。下面从人的秉赋天性的差异，论证高若讷的行为不可原谅。作者承认人的性情有刚毅果敢和怯懦软弱之分，有些事情也不能强人所难。这里的“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是指孟子的有关不能和不为的见解：“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见《孟子·梁惠王》上)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事情，确实不是不愿做，而是力不能及不能做。如果高若讷仅仅是因为要奉养老母，因而“惧饥寒而顾利禄”，惟恐丢官，从而不敢冒犯权相吕夷简，这种人之常情，大家也会体谅他的苦衷，不应以其不能而责以必能。然而当时情况并非如此，高若讷身为谏官，当谏不谏，反而洋洋得意，毫无愧色，还随便诽谤贤者范仲淹，认为就该贬斥，并用这些动作掩饰他本人不进言的过失，这是不能谅解的。所以本段末断言，这种行径是读书做官的君子中的败类。同上段末尾“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一样，“此君子之贼也”，都是“卒章显其志” (白居易《新乐府·序》)，作者的严正态度鲜明地表现出来。

第三部分再以范仲淹近三四年来升迁之快 (按，范仲淹从大理寺丞晋升到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官资升迁十五阶)，并得到仁宗皇帝的信任作为论证前提，作者运用近乎形式逻辑的二难推理的方法，论证高若讷罪责难逃。欧阳修义正辞严地设问，范仲淹果真不是贤者吗?那末天子“待不贤以为贤”也有责任，天子不就闭目塞听有失聪明吗? 这样作为耳目之官的高若讷，不在当初起用范仲淹时及时劝阻，是疏于职守的。如果范仲淹确实是贤者，那末，天子和宰相以不合己意就贬逐贤者，高若讷就有不进谏的罪责。欧阳修在这里理直气壮，充分说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你对范仲淹的为人如何评价，即认为他贤也好，不贤也好，你高若讷在皇帝面前一言不发都是严重失职的。作者把高若讷置于一个无法辩驳的尴尬境地。欧阳修在这里施展了辩论的技巧，特别是摆出皇帝也曾重用过范仲淹这一事实，使得高若讷狼狈不堪。

第四段以史为鉴，说明古往今来欺骗是不能持久的。后汉的萧望之和王章因为反对宦官或外戚的专权而被杀。当时一定不会说是杀了贤者，一定如官方意见： 宦官石显、外戚王凤是忠臣，而萧望之、王章罪有应得。这种作法欺骗一时，而不可能欺骗后世。今天连高若讷也不会把石显、王凤看做贤者，而把萧望之、王章看做不贤之人。这些足以证明，历史是公正的，后人是欺骗不了的。何况，高若讷的所做所为，即使在当时也是欺骗不了的。这里作者严重警告高若讷，休想再欺骗舆论。

第五段切责高若讷身为谏官而不谏的过失，并痛斥其尸位素餐的恬不知耻。文章痛快淋漓，讽刺挖苦，感情炽烈，爱憎分明。作者再一次以皇帝的权威制服对方。宋仁宗赵祯即位十几年来，进用谏官，广开言路。而谏官高若讷适逢其令却畏葸不言。而且朝廷还严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这样高若讷再不向上进言，那就没有什么人能够进言了。面对这个无耻之徒，欧阳修毫不客气地正告他： 你高若讷如果在其位而不言，就应该离开这个位置，不要妨碍其他胜任其职的人做谏官。目前，并非谏官的余靖和尹洙都为范仲淹仗义执言，因而或被贬官如余靖; 或正待罪如尹洙，而你高若讷还有脸面在士大夫面前恬称谏官，说明你“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即无耻之极也。这种人是逃脱不了历史的谴责的。这里欧阳修怒不可遏，情见乎词。这段文章在本文最为重要，它生动地体现了作者嫉恶如仇、不留情面的斗争精神。作者在后来写的《与尹师鲁书》中说“发于极愤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就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

末尾一段作者最后表态。一方面还希望高若讷幡然悔悟，为范仲淹进一言。另一方面也准备承担此信带来的严重后果。你高若讷依然执迷不悟，还认为范仲淹“不贤而当逐”，那么，我欧阳修此信，即可说明我是“奸邪之党”，你正好拿它去向朝廷告发，“使正予罪而诛之”。这里表现出作者为主持正义而不惜个人牺牲的高尚情操，“亦谏臣之一效也”是句绝妙讽刺。果如其言，史载“若讷愤，以其书奏，贬修夷陵令”(宋史·高若讷传》)。最后几句乃书信中的套语，无有深意。

本文虽意在揭穿高若讷的卑劣品格，但并未采用简单骂倒的办法，而是通过反复申辨、具体分析的方法，使高若讷左支右黜，丑态毕露。开头一段长于分析，从三疑中得出结论。此下就其结论再进一步论证。第二段就事论事，说明高若讷非不能，乃是不为，剖析得入情入理。如果第一段以层次清晰取胜的话，那么，此段则以情理恳切取胜。第三段驳得高若讷哑哑无言，他默默不言，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以逻辑性取胜。最后两段讽刺挖苦，横眉怒斥，处处击中要害，字字记录战斗风貌，俨然是一篇声讨高若讷的檄文。全文前后起伏波动，极尽变化之能事，达到欧阳修散文高下纵横无不如意的境地。这也是宋文高于唐文的一个方面。

这篇文章影响至巨，“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已成为我们民族语言中的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