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某顿首，师鲁十二兄书记：

前在京师相别时，约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头奴出城，而还，言：不见舟矣。其夕，及得师鲁手简，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约。方悟此奴懒去而见绐。

临行，台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师鲁人长者有礼，使人惶迫不知所为。是以又不留下书在京师，但深托君贶因书道修意以西。始谋陆赴夷陵，以大暑，又无马，乃作此行。沿汴绝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才至荆南。在路无附书处，不知君贶曾作书道修意否?

及来此问荆人，云去郢止两程，方喜得作书以奉问。又见家兄言：有人见师鲁过襄州，计今在郢久矣。师鲁欢戚不问可知，所渴欲问者，别后安否?及家人处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旧疾平否?

修行虽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亲旧留连，又不遇恶风水。老母用术者言，果以此行为幸。又闻夷陵有米、面、鱼，如京洛; 又有梨栗、桔柚、大笋、茶荈，皆可饮食，益相喜贺。昨日因参转运，作庭趋，始觉身是县令矣。其余皆如昔时。

师鲁简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盖惧责人太深以取直尔。今而思之自决，不复疑也。然师鲁又云暗于朋友，此似未知修心。当与高书时，盖已知其非君子，发于极愤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为何足惊骇，路中来颇有人以罪出不测见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师鲁又云非忘亲，此又非也。得罪虽死，不为忘亲，此事须相见可尽其说也。

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门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问所言当否而已。又有深相赏叹者，此亦是不惯见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见如往时事久矣! 往时砧斧鼎镬，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之无异。有义君子在傍，见有就死，知其当然，亦不甚叹赏也。史册所以书之者，盖特欲警后世愚懦者，使知事有当然而不得避尔，非以为奇事而诧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无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骇也。然吾辈亦自当绝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闲僻处，日知进道而已。此事不须言，然师鲁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处之如何，故略道也。

安道与予在楚州，谈祸福事甚详，安道亦以为然。俟到夷陵写去，然后得知修所以处之之心也。又常与安道言，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师鲁察修此语，则处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贬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为大不为小。故师鲁相别自言： 益慎职，无饮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语。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饮酒。到县后勤官，以惩洛中时懒慢矣。

夷陵有一路，只数日可至郢，白头奴足以往来。

秋寒矣，千万保重，不宣。

修顿首。

此文见《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第十七。

尹师鲁 (1001—1047)，名洙，字师鲁，河南洛阳人。宋仁宗天圣二年 (1204) 进士，充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历任渭州 (今甘肃陇西县)、庆州 (今甘肃庆阳县)、晋州 (今山西临汾市) 知州。

欧阳修和尹洙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情同兄弟，亲如手足。欧阳修十分赏识尹洙的人品与才华，他在《尹师鲁墓志铭》中说：“师鲁当天下无事时，独喜论兵，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称赞他的经世之才。欧阳修更是推崇尹洙“简而有法”的文风。据邵伯温《闻见录》记载：“钱惟演守西都(洛阳)，起双桂楼，建临园驿，命欧阳修和尹洙作记，修文千余言，洙只用五百字，修服其简古”。此后欧阳修有意学习尹洙文风，写成文章常请他提意见，应时改正。欧阳修著《新五代史》也曾约他分撰。尹洙对宋初古文运动的开展是起了先导作用的。

欧阳修写给尹洙的信总共五篇，内容所及大抵畅叙友情、探讨人生哲理、交换文学思想等等。其中第一封写得最长，内容也最为丰富，因而这里着重分析介绍欧阳修写与尹师鲁的第一封书信。

这封信写于景祐三年 (1036)，这一年对欧阳修与尹洙来说都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因范仲淹事，他们同遭贬谪，先后离开京都开封奔赴贬所。其间辗转迁徙，多有曲折。后来，尹洙写信给欧阳修，询问情况，作者这封信则是答复尹洙的询问并抒发自己的襟怀。

信的开头部分作者表达了对朋友的关切与思念之情，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楚楚动人。范仲淹被贬时，尹洙官馆阁校勘，他见朝廷敕榜朝堂，戒百官为朋党，即上疏说：“仲淹忠谅有素，臣与之谊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因此被贬为监郢州 (州治今湖北钟祥县) 酒税，先于欧阳修离开开封。对于友人这种慷慨悲壮的行为，作者由衷赞叹，后来在《尹师鲁墓志铭》中又特别提及此事：“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风浪中，他们互相支持，同仇敌忾; 在同遇贬谪、飘零沦落的岁月里，他们依然互相关心，同舟共济。

尽管如此，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还是不尽一致的。对于这些，作者是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不是友云亦云地苟合。信的大部分内容则是作者与友人讨论有关为人处事、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其中，有的是纠正朋友的偏狭失当之处，更多的则是表述自己的情怀，以期友人的共鸣与共勉。

师鲁在写给欧阳修的信中谈到欧阳修似乎对自己写《与高司谏书》一事有些疑虑。在这封信里，作者详细谈了自己的想法。说明当事情发生时，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责难别人太严厉，这种做法是否会招来苛刻指责别人来博取直言敢谏的名声，对此事自省无疑后，就不再考虑了，一切处之泰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作者这种严以律己、虚怀若谷的高尚情操令人肃然起敬。宋仁宗景佑三年，革新派代表人物范仲淹，上书批评时政，得罪了当朝宰相吕夷简，被贬饶州。这时赞同改革的余安道、尹师鲁、欧阳修也同遭贬谪。

为此，朝臣不平，纷纷论救。但左司谏高若讷，不仅不替范仲淹说话，反而散布流言，诋毁范仲淹。这时作者愤然不平，致书高若讷，为范仲淹辩护，大胆肯定范仲淹的行事为人，以激烈的言词斥责奸佞，他明知这样做自己会“言发而祸应”，但他为国为民义无反顾。充分表现了他刚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和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事后，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当时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仲淹、靖、洙、修，而讥若讷，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宋史纪事本末》)。足见人心所向、舆论所归。但对此事也有人惊异和误解。为此信中表示了坚守正道、勇于作为的高尚气节。“而思之自决，不复疑也”。

接下来谈到忠与孝的问题。“师鲁又云非忘亲，此又非也。得罪虽死，不为忘亲”。古人认为，身遭罪罚，陷父母于不义，是忘了父母养育之恩，是不孝。尹洙说“非忘亲”，本意是替欧阳修辩解。而欧阳修则在“忘亲”这一问题本身与尹的见解不同。实际上在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和“孝”的矛盾，曾长期争辩不休，所以欧阳修文中说待会面时才能把其中道理讲清楚。后来作者在《新五代史》的一些篇章中也都论及这个问题，提出“忠孝以义则两得”。

谈到遭遇贬谪一事，作者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而已。古代正直的士大夫舍生取义，对待砧锧、斧铖、油锅烹炸等杀人刑具视如几案、卧席、枕头、草垫一样平常。而近“五六十年来”，士大夫谄谀成风，苟且因循，因犯颜极谏受到贬谪就变成稀奇少有的事了。作者在这里不是向同样命运的朋友倾诉苦衷，而是告诫朋友千万不要以为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津津乐道。

文章最后写的是如何正确对待被贬谪一事。“居闲僻处，日知进道而已”。意指两人都在偏远的地方作清闲的小官，每日里只知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已。古来许多文人名士，正色立朝，凛然杀身成仁者，而一朝贬谪，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作者虽十分推崇韩愈，但对韩愈在贬谪时期亦作戚戚之文，不能得免于庸俗而深表遗憾。这里对韩文公的批评，与《读李翱文》中所说“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互为表里。在这里作者表现出豁达乐观、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并以此来勉励朋友。作者提出在贬所要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并在此后的往来书信中，建议尹洙继续完成在馆阁时共修的《十国志》，表示“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与尹师鲁书第二》) 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时遭贬的朋友互相鼓励。

通览全篇，风格平易流畅，语言含蓄委婉，字里行间充满对朋友的真诚。虽是谦恭客气之辞，却没有一般书生间的虚伪与做作; 虽是率直坦诚的批评，却没有盛气凌人的尖刻与生硬，而是让人感到亲切友善，情理兼融。通览全篇，《与尹师鲁书》不愧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