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月日，具官谨斋沐拜书司谏学士执事：

前月中得进奏吏报，云自陈州召至阙拜司谏，即欲为一书以贺，多事匆卒未能也。

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执事外，至一郡县吏，非无贵官大职可以行其道也。然县越其封，郡逾其境，虽贤守长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鸿胪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计，惟所见闻而不系职司者，独宰相可行之，谏官可言之尔。故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 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 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 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 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 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县之吏守一职者，任一职之责;宰相、谏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职者，受责于有司;谏官之失职也，取讥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时;君子之讥，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惧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责，惧百世之讥，岂不重耶!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

近执事始被召于陈州，洛之士大夫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材也。其来，不为御史，必为谏官。”及命下，果然，则又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贤也。他日闻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面争庭论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来，翘首企足，伫乎有闻而卒未也。窃惑之，岂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于后也?将执事有待而为也?

昔韩退之作《争臣论》，以讥阳城不能极谏，卒以谏显。人皆谓：城之不谏，盖有待而然，退之不识其意而妄讥;修独以谓不然。当退之作论时，城为谏议大夫已五年，后又二年始庭论陆贽，及沮裴延龄作相欲裂其麻，才两事尔。当德宗时，可谓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将强臣罗列天下，又多猜忌，进任小人。于此之时，岂无一事可言，而须七年耶?当时之事，岂无急于沮延龄、论陆贽两事也?谓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为谏官七年，适遇延龄、陆贽事，一谏而罢，以塞其责; 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迁司业，是终无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岁而一迁，或一二岁，甚者半岁而迁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亲庶政，化理清明，虽为无事，然自千里诏执事而拜是官者，岂不欲闻正议而乐谠言乎?然今未闻有所言说，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纳谏之明也。

夫布衣韦带之士，穷居草茅，坐诵书史，常恨不见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职，不敢言;或曰我位犹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终无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执事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一陈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则幸甚幸甚!

本文作于明道二年(1033)四、五月间，此时，宋仁宗赵祯结束了十二年母后临朝的历史，开始亲政。范仲淹自陈州通判调入京城，拜右司 谏职。欧阳修听说后，即从西京洛阳给范仲淹写了这篇《上范司谏书》。

欧阳修写《上范司谏书》的明道二年 (1033)，北宋已经历了太祖赵匡胤、太宗赵炅、真宗赵恒三个皇帝，传到了仁宗赵祯手里。七十几度冬雪秋霜，使得积贫积弱的形势日趋严重，内忧外患日甚一日。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无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如果说欧阳修于天圣元年 (1023) 17岁时应举随州，踏上仕途，是他走人社会人生之始的话，那么到明道二年，做了西京留守推官，已经走完了他青年时代的十个春秋。十年间，他目睹了社会上的种种矛盾和弊端。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当然希望能一展雄才，挽狂澜于既倒，救生民于水火了。但他毕竟是个刚刚作了两年小官、年仅27岁的年轻人。他寄希望于有能力、有影响的朝臣。恰在此时，传来范仲淹任右司谏的消息，对范仲淹的为人政绩，他早有耳闻，这使他感到兴奋。

范仲淹这年44岁，朝野上下已颇具声望。天圣七年十一月冬至，礼官为了谄媚尚垂帘决事的章献太后，请仁宗率百官献寿于庭，范仲淹竟奏书斗胆直言，以为不可：“且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后来范仲淹又上书请求太后归政于仁宗。两件事都没有结果，于是他请求出京，不久便去做了河中府通判。天圣九年，迁太常博士为陈州通判。二年以后，明道二年三月，章献太后崩，仁宗亲政，四月范仲淹被召赴朝堂，拜为右司谏。

仁宗亲政，这无疑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官绅人等自然希望成为改变积贫积弱国运的一个转机。此时“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 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做了右司谏，欧阳修对其曾犯颜直谏的操守深表钦佩，如今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更对他寄予无限的希望。对国家朝政前途命运的担忧，对百姓疾苦无告的同情，对范司谏诚挚的期望凝诸笔端，写成了情词剀切的《上范司谏书》。

文章以说理缜密透辟见长。环环紧扣，层层深入，无一疏漏。读罢令人心悦诚服。开头极简练，文从“贺”字发端。听说您“自陈州召至阙拜司谏，即欲为一书以贺。”因多事，忽促间未能相贺。紧接着，直书“欲为一书以贺”的原因，借以抒发对范司谏的厚望。他说，司谏不过是七品官罢了，对于您得到这个官职“不为喜”，并不值得祝贺。“而独区区欲一贺者”实在因为谏官把“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牵系于一身的缘故。谏官的地位太重要了。请看，今世之官“从朝廷九卿到一郡县吏”，不是没有贵官大职“可以行其道”。但是，就地方而言，“县越其郡，郡逾其境”即便有“贤守长”也“不得行”，因为他们管理的地域范围有限。就中央而论，则“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鸿胪之卿，不得理光禄”，因为他们各司其职，权限不可超越。如果说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计，惟所见闻而不系职司者”，不受地域和职权范围限制的，“独宰相可行之，谏官可言之尔。”所以作者得出结论：“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然仅是官职卑下的七品，却能和宰相起一样的作用。此其所以“欲为一书以贺”者之一。他进而论道：“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能与天子争论是非可否，其官虽卑而职非轻。此所以“欲为一书以贺”者之二。又从反面论证，谏官比宰相还要干系重大。因为“宰相九卿而下，失职者受责于有司”，而“谏官之失职也，取讥于君子。”“有司之法”仅“行乎一时”，而“君子之讥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惧也。”区区七品之官，与宰相一样“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更有甚者，还要“著之简册”“惧百世之讥”，谏官的责任重大到如此地步，不是“材且贤者”不能任谏官。此所以“欲为一书以贺”者之三。权虽小，所言事包容天下;位虽卑，却与天子论是非;职虽微，却牵系百世之讥。作者从各个不同角度诸一论述了谏官的重要，说明自己所以“贺”的理由。接下来，作者又借朝野上下的议论表示了对范仲淹的殷切期望。他说洛阳的士大夫听说范仲淹被召于陈州，相互议论说“其来不为御史，必为谏官。“当得知果然拜谏官后，又议论说“他日闻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面争庭论者，必范君也。”但是“拜命以来，翘首企足”盼着听到范仲淹的谏议却始终没听到。于是，作者感到疑惑了。希望成为失望。从欣喜致贺到疑虑灰心，大起大落。大议论文中，利用跌宕，令人警醒，引发议论。这便使原有的期待向纵深发展一步。

作者的一个设问，引出关于韩愈《争臣论》的议论，把他对范仲淹期望中的急切，急切中夹杂的不满合盘托出。“岂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于后也?将执事有待而为也?”对于“有待而为”欧阳修提出异议，他借为韩愈辩护，阐明自己的主张。韩愈作《争臣论》以“讥阳城不能极谏”。人们指责韩愈是“不识其意而妄讥”，阳城之不谏“卒以谏显”“盖有待而然。”欧阳修反驳说：“吾独以谓不然。”作者将笔锋一下子荡回到数百年前的中唐时期。他说，韩愈作《争臣论》时，阳城已作了五年谏议大夫。之后又过了两年，才上书言事，指出陆贽不当贬。加上“力阻裴延龄为相”并要撕毁任命他的诏书(唐宋时，诏书用黄、白麻纸书写，所以称诏书为麻)，这不过只两件事罢了。此“独以谓不然”者一也。然而，唐德宗时，本是多事之秋，“援受失宜，叛将强臣罗列天下。又多猜忌，进任小人……”在这种时候，难道就没有一件事可以进谏，而必须等待七年之久吗?难道当时就没有比“阻延龄，论陆贽”这两件事更急而应该“朝拜官而夕奏疏”的吗?此“独以谓不然”者二也。下面论到为官时间的长短，以指责阳城之不谏。阳城为谏官七年，幸亏遇到了陆贽、裴延龄的事，“一谏而罢，以塞其责”。如果他当时只作了五、六年谏议大夫就迁任别官，而最后无所谏言，离任而去，他将得到什么呢? 此“独以谓不然”者三也。在驳斥了“阳城之不谏，盖有待而然”的议论后，又回到眼前，回到范司谏身边：“今之居官者”，大部分三年一迁任，或一、二年甚至半年，这就更不能等到七年才有谏言了。这更增加了身为谏官的紧迫感。

至此，作者对唐代谏官阳城的指责，正是“惧百世之讥”的实证。使身为谏官者读罢，或引咎自责，或扪心自问，或慨然上书。在论述了“有待而为”之谬种种之后，大约范司谏已无言以对了。作者再转换角度，从谏官所处的客观环境说起。就现实说明“独以谓不然”的理由： 天子已经“躬亲庶政，化理清明”，虽然没有大事，可是自迢迢千里之外诏拜为司谏，不正是为了能听到您的“谠言正义”吗?可是您没有进言，不能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主上有“纳谏之明”。此“独以谓不然”者四也。“布衣韦带之士”常恨不被任用，待到被用时，又说那不是我职权范围的事，不敢谏。或者说我的官卑不能谏。又说“我有待”，而“终无一人言也”，实在太令人遗憾了! 此“独以谓不然”者五也。

文章收束处总论一句，从各个方面考虑，思天子“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塞重望”，解洛之“士大夫之惑”，都切盼“一陈昌言”而能“朝拜官而夕奏疏”，那将是十分幸运的事情了。

全文语言质朴、自然流畅，款款道来，如面对面直言相告。并且十分注意语言的分寸感，既不失之疏狂，又不失之粗陋，有理有据，不卑不亢。文中没有一句议论时政的话，只谈谏官的责任和对谏官的希望。然而在殷殷切盼背后，字里行间渗透出对时政的关心，传达出时不我待的急切。行文中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对范司谏的敬、贺、责、盼尽在其中，令人不恼、不怒、且赞、且叹、感慨系之。似乎使谏官读罢，有不得不拍案而起，直趋朝堂之势。设问句、反问句的运用，更加了说理的力量。

文章不仅说理缜密，而且结构层次分明，起伏跌宕，错落有致，使人读来饶有兴味。通篇驳斥“有待而为”的理论，都从“欲为一书以贺”说起。用其所以贺的原因，说明司谏责任和作用的重大。从洛阳士大夫对范仲淹的赞扬，引出“伫乎有闻而卒未也”的疑惑。这以前，暗写其不应“有待而为”。下面笔锋一转，为韩愈《争臣论》辩解，明斥阳城而暗责范仲淹之不应“有待而为”。又以“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直言不可“有待而为”，尽述“谠言直谏”之望。文章初如曲径通幽，渐似登高一望，终而豁然开朗。

欧阳修写这篇文章时，夫人胥氏刚刚去世，同月章献太后崩。国殡、家丧使他心绪不宁。所以文章开头有“多事，匆卒未能也”的话。胥氏死后，撇下未满月的儿子，母老子幼，给他的精神上很大打击。就在这种时候，他仍关心朝政，希望范仲淹能在天子刚刚亲政时有所谏言。不过在范仲淹上任才一个月左右，就急不可待地指责他的不谏，唯恐他也如阳城一样“有待而为”，虽有拳拳赤忱之心，未免有些武断，求之过苛，望之过切了。

其实，范仲淹上任伊始便如披坚执锐，不负朝野重望。四月奉诏，五月便因不少人“追斥(太后)垂帘时事”上言：“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仁宗从谏。章献太后死后遗诰“策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终因范仲淹谏仁宗只封太后名号，删去“参决军国事”等语。七月，又上书言“江淮、京东灾伤，请遣使巡行。”未见结果。他又上言“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今数路艰食，安可置而不恤?”于是命他安抚江淮。所到之处“开仓廪、赈乏绝、毁淫祀”并查明有人在荒年贪污役茶、丁口盐钱。他还把饥民吃的鸟昧草带回来进献给宫廷，请皇帝向六宫贵戚们展示，以戒奢侈。深入民间，使他对朝政有感又“陈八事”议论得失。回朝后，恰逢仁宗与宰相吕夷简等论废郭皇后事，本因后宫琐事，上书谏止，不被采纳。第二天，又率其属下及众御史“阁门列论”，仁宗仍不听。第三天早晨，准备与吕夷简“廷辩”，还未及上朝，就被降知睦州，并且催促他快些赴任……来年正月，出守睦州。

范仲淹作右司谏仅仅八个月，比起阳城的七年短得太多了，但所进谏和所做的事情却远远超过了阳城。他以行动解除了欧阳修和洛之士大夫们的疑惑。从而使欧阳修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他更加敬重，乃至在二年后的景祐三年，范仲淹再次以言宰相事被贬，欧阳修愤然命笔，痛责司谏高若纳不为其辩诬，以至同时被贬往峡州夷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