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修顿首白，秀才足下：

前日去后，复取前所贶古今杂文十数篇，反复读之，若《大节赋》、《乐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极大。寻足下之意，岂非闵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复之古，而剪剥齐整凡今之纷淆驳冗者欤。然后益知足下之好学，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

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诞者言之，乃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其道难法，其言难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远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谓道”，又曰“可离非道也”。《春秋》之为书也，以成隐让，而不正之;传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谓隐未能蹈道。齐侯迁卫，书城楚丘，与其仁不与其专封;传者曰：仁不胜道。凡此所谓道者，乃圣人之道也。此履之于身，施之于事，而可得者也，岂如诞者之言者耶。

尧、禹之书，皆曰“若稽古传说”，曰“事不师古，匪说攸闻”;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谓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又岂如诞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学也。

夫所谓舍近而取远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尧舜远，孰与今去尧舜远也。孔子删书，断自《尧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谓学，则曰“祖述尧舜”。如孔子之圣且勤，而弗道其前者，岂不能邪?盖以其渐远而难彰，不可以信后世也。今生于孔子之绝后，而反欲求尧舜之已前，世所谓务高言而鲜事实者也。

唐虞之道为百王首，仲尼之叹曰“荡荡乎”，谓高深闳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后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严若天，然则《书》之言岂不高邪!然其事不过于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问臣下谁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见诸侯，齐律度，谨权衡，使臣下诛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为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岂不为文;孟轲之言道，岂不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

今之学者，不深本之，乃乐诞者之言，思混沌于古初，以无形为至道者，无有高下远近。使贤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无过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万世可行而不变也。今以谓不足为，而务高远之为胜，以广诞者无用之说，是非学者之所尽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远，以及乎中，则庶乎至矣。

凡仆之所论者，皆陈言浅语，如足下之多闻博学，不宜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损足下高远而俯就之，则安敢务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此文载《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第十六。

这篇书信是欧阳修早期的作品，写于明道二年 (1033)，当时欧阳修正任西京 (今河南洛阳) 留守推官(地方行政长官的助手。职掌勘问刑狱等)。张秀才，名棐，家籍河中，进士及第。第一封信写得很短，内容大抵叙述朋友初交、寒暄客套之辞，而这封信则不同，虽然是叙友情的书信，同时也是一篇极好的议论文章。此时的欧阳修初步仕途，才华横溢，踌躇满志，是准备要干一番大事业的，这篇文章正是旗帜鲜明地反映了欧阳修政治报负与文学思想。

首先，欧阳修直言不讳地指出张秀才在治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即“舍近求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一般说来，读书人大多悯世病俗，立志济世救民的人亦不在少数，但好高鹜远，脱离实际却又是多数读书人的通病。欧阳修这种一针见血的批评，一方面表明他在治学上完全不同于好高骛远的文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为人处事的刚正、无私、坦荡。

接下来，作者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治学思想，笔调委曲婉转，风格从容舒缓。先是谈到“学”与“道”的关系：“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也”。这里所说的“道”当然是指传统的儒家思想。欧阳修的这种治学思想是支配他一生从事政治活动，特别是文学创作的主导思想。在他的许多作品诸如《送徐无党南归序》、《答吴充秀才书》、《与乐秀才第一书》等文章中都谈及这一问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里所说的“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见于文章”，也就是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这三者使人能够死而不朽，永传不废。

所谓知古，当然不是越古越好，欧阳修批驳了“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的玄虚荒诞之言，认为“其道难法，其言难行”。他以为知古的目的是为要明道，而所谓古者，不外乎“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书》中的《尧典》、《舜典》是儒家崇奉的经典，“其严若天”，但所述之事不过于“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问臣下谁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见诸侯，齐律度，谨权衡，使臣下诛放四罪而已”。而孔子之后，惟有孟轲最为明道，但其书中所言大抵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因而，欧阳修以为论“道”不是谈玄，“道”亦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道的具体内容正是现实生活中的“百事”。古圣贤之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究其根源，就在于“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读到这里，我们顿觉豁然。欧阳修所说的“道”之远近不单是指三皇太古为远，殷周而下为近这种时间观念上的远近关系。其更深层的内涵则是阐发孔子“道不远人”的理论，以现实社会的人与事为识别“道”之远近的出发点。而那些自命超凡脱俗的愚腐文人，远离现实社会的政治斗争，不关心黎民百姓的疾苦，崇尚虚无玄妙，自以为已近至“道”，实际上去“道”甚远。

综上所析，欧阳修之论“道”，其主旨应与汉唐以来的儒学思想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也溶进了他自己的政治思想与人生哲理。他把“圣人之道”的理论用于社会生活实践，即所谓“施之于事”。欧阳修所处的北宋社会正值多事之秋，他对当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接触到土地兼并和劳役苛重等某些本质问题，他又提出了“务农节用”的农本思想，要求去除积弊，实行“宽简”的封建政治。在其后不久出现的革新派范仲淹和保守派吕夷简的斗争中，他坚决站在进步方面。他的《与高司谏书》、《朋党论》等名作，尖锐地驳斥了保守派的诽谤和污蔑，表现了极强的战斗性。

另外，在这篇文章中，欧阳修又论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传统的“文”与“道”的关系。他反对内容浮薄空泛的文章，认为“务高远之为胜，以广诞者无用之说，是非学者之所尽心也”。在以后的一些文章中，欧阳修对“文”与“道”的关系则作了更深一步的阐述：“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送徐无党南归序》)。而《与张秀才第二书》则是最早提及“文”与“道”的问题，因而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