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修顿首白，先辈吴君足下：

前辱示书及文三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非夫辞丰意雄，沛然有不可御之势，何以至此!然犹自患伥伥莫有开之使前者，此好学之谦言也。

修材不足用于时，仕不足荣于世，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世之欲假誉以为重，借力而后进者，奚取于修焉。先辈学精文雄，其施于时，又非待修誉而为重、力而后进者也。然而惠然见临，若有所责，得非急于谋道，不择其人而问焉者欤?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 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先辈之文浩乎沛然，可谓善矣。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修学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于所悦，而溺于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励修之少进焉。幸甚幸甚。修白。

这封书信写于宋仁宗康定元年 (1040)。这年六月作者由武成军节度判官调回京城汴梁 (今河南开封市)，再次担任翰林院馆阁校勘。不久，建州浦城 (今福建松溪县北) 秀才吴充应考进士来到汴京，投书及文稿向作者请教。欧阳修在这封答信中，阐明了自己对“文”与“道”关系的基本观点。

全文共五个自然段：

第一自然段主要赞誉了吴充书文的境界开阔、气势充沛以及他谦虚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吴充比欧阳修年轻，但信的开头却被欧阳修称之为“先辈”，似乎不可理解。实际上唐宋时期应科举的士子们往往习惯于敬称对方为先辈。李肇的《唐国史补》有这样的记载：“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作者称吴充为“先辈吴君足下”，一方面显示了作者的谦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者对对方的推重。接下来，作者以一个夸张的修辞格，赞誉了吴充书文的气势，“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作者通过自己在感觉及视觉上的差异，具体形象地说明吴充书文简洁明了而内容充实。然而能够写出如此“辞丰意雄”、气势充沛好文章的人却并不满足于现状，“犹自患伥伥莫有开之使前者”，这是多么谦虚的态度呀!对如此谦虚好学之人，作者当然不能不给予引导。

第二自然段一开始，作者连用了四个“不足”的排比句向对方介绍了自己。所谓“材不足用于时”，当然是自谦之词，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当时人称他“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天下翕然师尊之”，足见时人对他的推崇。接下来的“仕不足荣于世”一句，就不尽是自谦之词了，作者此时所任馆阁校勘之职，属翰林院低级职务，因此作者有“人微言轻”的感叹：“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作者介绍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表明吴充不是那种想借名人的声誉来抬高自己身份、想借大人物的权力来帮助自己上进的人。而当时的社会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假誉以为重，借力而后进者”，而吴充决不是这类人，因为作者认为，自己才既不足又无权势，自然不属攀援的对象。另外，吴充已是“学精文雄”，可以在世上有所作为的人物了，已不必借助于攀援。作者在该段中，既间接批评了世间那种不学无术、企图借助外力沽名钓誉的学者，同时又高度赞扬了吴充非同流俗、知人知才的好品质。

第三自然段是全信的中心，作者通过揭示学者求道而不能达到高的境界的原因，阐述了“文”与“道”的关系。作者以层层剖析的笔法，首先谈及“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的原因，再次讲到学者之所以溺于文的原因，最后谈到“文”与“百事”的关系。主旨在于说明“文”与“道”的关系，强调文学家要加强道德修养，关心现实生活，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终日不出于轩序”的倾向。在此之前，作者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就曾强调过求道对作文的重要性，他说：“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夫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本文实际上是对这一观点作进一步阐发。但具有新意的是：在本文中，作者将抽象的“道”的概念具体化了：“道”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它时刻蕴寓于现实的“百事”之中。因此，号召文学家关心现实生活，反对闭门造车的写作态度。

第四自然段是对前一段观点的进一步阐述。作者首先以孔子为例，指出孔子作六经，花费时日很少，而专心求道、传道却耗去大量时日，以此说明“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道理。接着，作者又以孟子、荀子为例，进一步说明古代圣哲往往以求道和传道为先，并不仅仅着眼于著述，但他们的文章却宽厚宏博。以上为“正”的方面的实例。接下来，举的是“反”的方面的例子： 西汉的扬雄、隋代的王通因“道不足”而勉强为文，其结果只能是模仿前人的言语，文章就显得中气不足。通过一正一反的实例，更有力地论证了道为本、文为末的文学思想。由此，作者归结出这样一个道理：文学家如果不在求道上下功夫，只知一味地搞文字上的琢磨，就会“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最后作者引用了吴充的话“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同时，点破了其中的原因：“道未足也”。如果“道”充实于心了，就可以随心所欲，使文章变化无穷了。

最后一自然段，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讲客套话，但实际上仍然是在围绕着求“道”的问题来谈。首句“先辈之文浩手沛然，可谓善矣”，既照应了文章的开头部份，又引发了下面的议论： 象你这样在文章上已取得如此成就的，又立志于求道，不满足于现状，如果奋发不止，也不难达到孟子、荀子那样的水平。这既是对吴充勉励的话，同时也是对所有求“道”者勖勉的话，这段议论间接地说明了一个道理： 求道而不止，方能达到高的境界。因此作者最后表示，要以吴充谦逊向上的精神自勉，做一个求道而不止的人。

当时，欧阳修已是一个享有盛誉的大文学家，而吴充仅是一个应考的秀才，但信中作者始终以一种平等的态度、极其谦虚的口气来阐述道理，鼓励对方，充分体现了他谦虚好学的好品质和奖掖后进的热诚态度。由此可见，《宋史本传》称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决非是一种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