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其人谓谁? 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方晋与吴以兵争，常倚荆州以为重，而二子相继于此，遂以平吴而成晋业，其功烈已盖于当世矣。至于风流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盖元凯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为虽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

传言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谓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因自顾而悲伤。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 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

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宁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明年，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 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

余谓君知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书也。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写《离骚》之极目者，宜其览者自得之。至于亭屡废兴，或自有记，或不必究其详者，皆不复道。

熙宁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欧阳修记。

本文是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欧阳修应襄阳知府史中辉之请而作的一篇碑记。

岘山，在湖北襄阳(今襄樊市)南，东临汉江。晋初羊祜、杜预相继镇守襄阳，勋业卓著。羊祜，字叔子，晋武帝时任都督荆州诸军事，驻襄阳，与东吴陆抗对峙，彼此不相侵扰。后入朝陈伐吴之计，举杜预自代。杜预，字元凯，伐吴有功。羊祜守襄阳时常游岘山，置酒言咏。曾对人说：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古来贤士登此远望，皆湮没无闻，不可得知，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当此山也。其后，襄阳百姓于岘山建羊公庙、立碑以为纪念，岁时饷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杜预平吴之后，勒功于二石，一置岘山上，一投汉水中，以为或陵谷有变，终可存一石而留名后世。岘山因二人而知名。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史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后，出于爱护当地名胜的心情，将亭扩大修建，又“大其后轩，使之与亭相称”，原是一件好事。不过据文中所叙史中辉求记原委：“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看来，史君求记是襄阳人要立碑为他记功，事出有因。然细味“君皆不能止也”句，所谓“不能”者，恐系“不为”也。以史氏在襄阳的政治地位，想要阻止此事，并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难事。如此，则其千载慕名，窃比叔子、元凯，欲与二人之名并传后世之私心，不言而喻。以襄人云云，只是史氏求记的借口而已。既来求之，又不便断然拒绝。但作者一向不喜趋时邀誉，下笔时也是颇费斟酌的。好在题目是为岘山亭作记，因而入手擒题，由山、亭及人，由羊祜写到杜预，对这两位勋业卓著的前贤汲汲于身后之名表示婉叹，然后带出史中辉求记原委。因此，借题发挥，因山及人，由此及彼，以古喻今，赞先贤生前之德之功之伟业，启示后人，应是本文立意之所在。如以为本文意在讥先贤之汲汲好名，斥中辉之窃思附骥，恐非作者初衷。

“简而有法”是欧阳修在理论上的建树之一，也是他在创作上努力贯彻的原则之一。从以古喻今的立意出发，本文从构思到谋篇，匠心独运，实践了“简而有法”的主张。作为一篇碑记，原应具体描写山之景观，记述亭之兴废。由于作者意在抒发由岘山这一名胜所引起的感慨，对山的自然风貌，只以数语加以勾勒：“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对亭的兴废情况，略而不述。这样的写法在碑记文中别具一格。有所略才有可能详。在这篇不到六百字的短文中，作者纵论古今，以雍容不迫的笔调写三个不同时代的政治家其人其事，叙事与议论兼见，寄感慨于其中。岘山虽小，但西晋、六朝风流名士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名胜古迹，可写者甚多。作者紧扣题目，只写与山亭无论今昔均有直接关系的人和事，由羊祜、杜预到史中辉，记叙集中，不枝不蔓，转接自然，了无痕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虽因羊、杜、史汲汲于身后名有所感慨，意在肯定对人生真正价值的追求，并不处处显示自己的高情逸致，卓然不群。作为一位后辈政治家，作者对先贤由衷地仰慕，用大段文字表达了谦恭缅怀之情，盛誉他们的赫赫勋业，“足以垂于不朽”，力透纸背，如洪钟巨响。对其汲汲于身后名，则不作过多的议论，仅用三言两语，出以委婉的口气，如在写足羊、杜“足以垂于不朽”之后，笔意顿转，用疑问句式表达自己的困惑：“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对同辈友人的史中辉，作者又怀抱探讨人生意义的诚意，似作长夜之畅叙，没有反唇相讥，问其有无元凯之功、叔子之仁，唯赞其“所至有声”，用勉励的语气表达肯定的推论：“君知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并说：“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书也。”言外之意，希望他不要辜负襄人的爱戴，宜在政事上追步先贤，有所建树。作者用笔精警，言约意深，柔婉亲切，藏锋敛锷，精光内含，“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娓娓不倦。” (金赵秉文《竹溪先生文集引》) 可谓“简而有法。”

清人刘熙载评韩愈、欧阳修及曾巩文风之不同时说：“昌黎文意写来得硬直，欧、曾来得柔婉……柔婉正复见涵养也。”(《文概》) 不过，他没有具体指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涵养”。依笔者浅见，它包含着作者对为人之道和为文之道的独到领悟和见解。换言之，这“涵养”来自一位杰出作家对宇宙和人生的哲理思索，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把握，反映出一个杰出作家多方面的修养和良好的素质。以本文证之，作者在高度颂扬先贤的同时，又敢于透示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对人生的功与名，又能放眼宇宙无限而人生有限这一根本矛盾来加以把握。如对羊祜的忧生，盛唐诗人李白在其名作《襄阳歌》中曾无限感慨：“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石，龟头剥落生莓苔; 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进而表明“谁能忧彼身后事”，抒发出及时行乐的思想。而欧阳修只以“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一句，加以辨析： 好名之心，抑是人之常情; 只要岘山常在，祜名当与同存，又何必惧其身后名灭?一语破惑。对杜预“铭功于二石”，则放眼宇宙万物的无穷变化：“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正暗寓身后声名之不必汲汲以求的深意。将人生的真正价值仍归结于立功立德的意义，留给史中辉去思索，也让百代读者回味不尽。其墨气不到之处，“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旨趣为多”。(同上)见出一位志在改革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局面，重实际，轻虚名的政治家的襟怀，一位史学家明睿的眼光和刚正的品格，兼见出高瞻远瞩的哲人的风采。如此，“简而有法”的创作原则，正意味着对作家的素质、涵养的高层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