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间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卫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馀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方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如何，而其志岂易量哉! 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 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本文是为韩琦在相州任地方长官修昼锦堂而作。韩琦是位以天下为己任，出将人相，治国安邦的著名政治家，是欧阳修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者。作者高度评价了韩琦超世拔俗的才能和功德，嘲讽那种“夸一时而荣一乡”的名利之徒。

全文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写炫耀荣华富贵的社会习俗，以为后面对韩琦的赞扬铺上级石。文章评说了“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这是古今社会的人之常情。读书人没有谋到出路，没有跻身仕途，在“困厄闾里”之时，总是被世人所轻辱，象苏秦(季子)和朱买臣那样的名人，早先也难免为嫂子所轻漫，为妻子所抛弃。而当他们做了大官，“高车驷马，旗旌导前而骑卒拥后”地衣锦还乡之时，世人就会惊骇、欣羡、敬慕了。一般读书人当然是以此为荣的。这一部分从一个侧面概括了封建社会里的道德观念。

第二部分，赞颂韩琦以夸耀为戒，以功德为志的美德。韩琦出身于名门世家，20岁即中进士，他历任要职，曾几次出任陕西招讨安抚使，抵御西夏入侵，与范仲淹一起成为西北名将。他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累封义、卫、魏三国公。多次参与执政，和富弼一起，称为一代贤相，又曾多次任相州知州、武康军节度使，文中所说“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仕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有年矣”，就是对他这些业绩的概括。这在一般人看来，确实是荣耀一世的了，但是韩琦却不认为“高牙大纛”(高大的旗幡，气派的仪仗)是荣耀的事，他不把“桓圭衮裳”(华美的圭璧，公侯的礼服)看得多么高贵，文中说他认为“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对后世产生有益的影响，才是自己所希望追求的。作者认为，对韩琦这样卓越的人物来说，这也正是广大士者对他的合理期望，这一部分极写韩琦超世拔俗的志向与品德。

第三部分，写昼锦堂建堂的经过，盛赞韩琦的功业，并交待写作的本意。文章说韩琦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任相州知州(仁宗至和二年)时，在州衙后园中建造了昼锦堂，又在石碑上刻诗明志，刻在石碑上的《昼锦堂》诗中，表达了“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的思想。文中说，正是因为他有此大志，“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而且能够“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建立了丰功伟业。作者认为有韩琦这样的人物是国家的光荣。作者正是诵读了韩琦的《昼锦堂》诗，崇敬于韩琦的高尚品德，而写了这篇文章。这一部分写了堂，实则更多地写了堂之主人的功业。

本文是一篇议论为主的“记”文。本文记叙性的内容仅限于第三部分中的一些情况的交待，主体内容是对韩琦这个人物的评论和赞颂，这篇文章几乎可以同昼锦堂一起看作是韩琦的功德坊和纪念碑。

本文在写法上颇有特色，最突出的是文章高论宏裁，雄驾古今。开头写“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破空而来，造成一种强大的气势，使文章有很高的起点。文章既不从昼锦堂写起，也不从韩琦的为人和功德写起，而是把视野投向社会，对封建社会里古今皆同的社会观念进行概括和议论。项羽自称霸王，在人函谷，烧阿房、逐义帝、决心东归彭城时，有人曾加以劝阻，但他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坚决东归彭城。项羽的这种心态和行为，当时就被人讥为“沐猴而冠”了，但是高官显爵，衣锦还乡，在封建社会里仍然一直为士人乃至整个社会舆论认为是荣耀的事。文章开头的议论是对这种情况的准确概括。接着写苏秦，朱实臣前后际遇的巨大悬殊，就是明证。然而杰出的人物，社会英才，却往往是能突破世俗观念，果然“惟大丞相卫国公则不然”，这力转乾坤的句子，使韩琦这个人超出了常人常士的心胸，处在对社会观念超世拔俗的地位，这样，文章就在很大的伦理背景和很高的道德观点上来评价韩琦这个人物了。

再者，本文在材料的安排上，表现出一种回宾为主，主宾相映的特点，因而文气曲折回环，雄浑激荡。就文章题目的规定来说，《相州昼锦堂记》，一般而论昼锦堂显然是主要的写作对象和内容，而这堂是谁所建，一般可以只作宾陪性的内容处理，但是本文在写“堂”与人的关系上，表现出了“回宾为主”的特点，作者甚至没有象《醉翁亭记》那样勾画建筑物的环境与轮廓，更没有描绘昼锦堂的姿态和神韵，而是把昼锦堂的主人作为写作的主体内容。写韩琦在观念上具有超世拔俗的见解，他摈弃了高官显爵、荣宗耀祖的世俗观念，他不以“高牙大纛”为荣耀，不以“桓圭衮裳”为宝贵，他一心追求的是“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 写韩琦对于国家的卓著功业，说他“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 写韩琦卓越的才能，说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文章极力称颂韩琦是“社稷之臣”，他的功业是“邦家之光”，远不只是“闾里之荣”。这样看来，相州昼锦堂，在行文中退居到宾陪的地位了，它只是引发作者评论、议论的引信。作者这样处理，无疑是成功的，因为文章的写作，意营心造的因素很大，相关的事物之间，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不同关系，主宾地位可以发生一定的变化，至于从哪个角度去写，那是“文术多门，各适所好”的。王夫之就指出过“俗以比为宾，以赋为主，以反为宾，以正为主，皆塾师赚童子死法耳”(《夕堂永日绪论》)。再者，“不获登公之堂”，当然对昼锦堂难有具体的认识，作者是敬慕于韩琦的人品、才能、业绩，受到韩琦《昼锦堂》诗的启发，因为“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才写成了这篇文章的。本文这样的立题、命意、取势和运笔，确实表现出大家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