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权衡之平物，动则轻重差，其于静也，锱铢不失。水之鉴物，动则不能有睹，其于静也，毫发可辨。在乎人，耳司听，目司视，动则乱于聪明，其于静也，闻见必审。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则其心静，心静则智识明，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视之，未若非非之为正也。

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厅事，有文纪于壁末。营其西偏作堂，户北向，植丛竹，辟户于其南，纳日月之光。设一几一榻，架书数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为名云。

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举进士，同年五月，任两京留守推官。第二年，改元明道，他在办公厅修整后，在“其西偏”构筑一堂，并命名为“非非堂”。《非非堂记》就是作者记叙营建非非堂的缘起、体制和命名涵义的一篇文章。

文章分前后两大部分。第一自然段是本文的前半部分，作者阐述了自己的是非观，亦即辨明是非的外部条件和对“是是非非”的态度。

为厅堂作记，一般写法应先写厅堂建筑缘起和形态体制，而欧阳修却另辟新径，一反常人写法。未写厅堂之前，先论“是是非非”之理，记前有论，以论引记。这种写法是很新颖而高明的，其妙有三：以非非名堂，既非用典，又非状景，新奇而又费解，不加以详细解释，读者一时不易明了其寓意。同样阐释“非非”，而置于开篇，则不致淹没在泛泛的记叙之中，且又位置突显，引人注意：其妙一也。厅名堂号，总是寄托主人的某种思想情趣的，以非非名堂，表现了欧阳修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这和他的政治改革思想是一致的。故本文虽为一堂之记，但记的目的是借以表达作者对错误事物否定批判斗争的思想，而置阐述“非非”于记前，正好适应了突出这一思想的要求：其妙二也。用大段笔墨阐述了非非之义，就为下文打下基础，所以，用“故其堂以非非为名”一句作解，不嫌简略，用它戛然而结，亦不显突然： 其妙三也。

前半部分又分三个层次，从“权衡之平物”到“闻见必审”是第一个层次，作者通过“权衡之平物”、“水之鉴物”、“耳司听，目司视”，等三组事物，从理论上泛论事物只有处于静态的情况下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从写法上，它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将深刻的哲理寄于浅显的事物之中。“权衡之平物”是三组极普通又人人熟悉的现象，用它们的动态静态时对各自功能影响的情况来说明问题，就形象地把高深的哲理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了。二是选择作喻事物的典型性。这里所说的典型性是指所选事物间所具有的某种共同性和与下文要论述的事物间的某种共同性。所选的三组事物都有动有静; 都是在动态条件下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现实，如权衡的“动则轻重差”、水的“动则不能有睹”、耳目的“动则乱于聪明”; 它们又都是在静态条件下能正确反映现实，如权衡静则“锱铢不失”、水静则“毫发可辨”和耳目静则“闻见必审”。正是这些共同性，使它们所要表达的道理具有了普遍性，并产生了使读者的认识逐步加深的作用。同时，排比的修辞方法，更加强了这个艺术效果。三是在选择事物时，注意了选用与下文正题所论相近的事物，以便于转入正题。权衡、耳目与水，和厅堂本不相涉，和“非非”亦不相干，而作者作记，却从这些事物落笔，初看起来，似是离题千里。但作者却迤逦写来，眨眼之间，已与题榫卯严合。其所以如此，就在于所选的事物最后一组能与前后皆有关联。权衡和水，与人无涉，笔势尽可荡开，耳目则属于人，则与“处身”的人相近，立将天外之笔，拉近咫尺之间，于是乘势一笔收束，从容转入正文。

从“处身者……”到“无所施而不中”是前半部分的第二个层次，作者在上个层次泛论动静与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关系的基础上，引伸到人们处身立事，只有思想平静而不受干扰，才能正确地“是是非非”。对这个层次，读者应注意三点： 首先它在本层次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上文为了说明动静与反映的关系，以权衡平物喻之，犹嫌不足，复举水之鉴物，又嫌不足，再举耳目之于视听，反反复复，不厌其烦，费了这多笔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说明“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则其心静，心静则智识明”的道理。而下文对是是非非的剖析，正是从“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生发出来的，其次，就全篇来说，本层次也是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位置。本文所记，无外乎两点，一为堂之构造体制，一为堂之命名，而此二点，无不以此层次为基础。既然“处身者”“心静则智识明”，那么处于此堂者，亦必然要使堂室处于静的环境，故下文的堂室构建，实际是以能“静心”为设计原则。堂名“非非”，而真正能正确地“非非”，又必须以“静心”为条件。一篇大文，文脉绵延，若常山之蛇，首尾呼应，而本层次，犹如蛇之七寸，实在是要害之处。再次，要注意文字的表层语义和深层蕴意。就文章说，所记者为堂，对照下文“朝夕居其中”，则这里的“处身”似指居处之所，“外物”指居处环境，这样全文才能统一。不注意这点，是看不到文字的前后呼应，然而若仅注意了这点，还不算读懂此文。言在此而意在彼，是作者常用的手法，说的是厅堂处身，而实际兼含为人的立身行事。综观作者一生行迹，确实是坚持原则，不为外物所眩晃，无论是支持庆历新政，还是推行古文改革运动，都不为朝野小人攻讦和个人升降浮沉所动摇。这里实际是借以说明作者的立身处世的原则。

从“夫是是近乎谄”到“未若非非之为正也”是前半部分的第三个层次。具体评价是是和非非及作者对二者的选择。读这一层次，要从两个方面着眼。第一，注意作者的行文笔法。一是先分后总的写法：先分叙“是是非非”出现过分情况和不过分的情况，然后综合二者“一以观之”，得出“未若非非之正也”的结论。由于先分写了两种情况，故后一总结就显得十分周严和可信。二是对比的方法：“是是”和“非非”，二者都可能过分，稍一过分，则“是是”就变成了“谄”，“非非”即变成了“讪”。正确的“是是”与“谄”之间，正确的“非非”与“讪”之间，就象真理与谬误之间，只差一点点，故曰“近于”。先将二者危险性摆出来，若“不幸而过”，权衡二者利弊，“宁讪无谄”，亦即比较的结果是取“非非”。三是采取排他法：对于“是是”、“非非”做得都不过分，恰到好处，是不是二者都取呢?也不是，也是取“非非”。但作者并不是将二者一一论述再加以取舍，而是只论证其中之一是不必要的，则结论自然是剩下的一个是可供选择的。他说“是者，君子之常”，没什么可奇怪的，用不到人们去“是是”，并且，即使去“是是”，对君子也不能增加他的光荣。无论从哪方面看，“是是”都是不必要的，而二者必取其一，于是只能选择“非非”。第二，注意本层次对表现文章中心思想的作用。如果说第二个层次在文章结构方面居于关键地位，那么这第三层次则在文章主题思想方面居于重要地位。非非堂地处西偏，室又简陋，既非名胜古迹，又非宏室广厦，只不过是作者一个读书思考问题的小耳房而已，本无须费这多笔墨作记。其所以为它作记，主要是因其以“非非”命名。以“非非”命名亦不一定必须写篇文字，而作者偏要大写特写，则说明作者是有意让人们了解它的寓意，表达这种思想。可见以非非名堂，实际是寄托了作者的思想情趣，表现了作者不肯阿谀奉承、敢于批判保守势力的斗争精神。而本层次正是集中而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这种思想。

第二自然段是本文的后半部分，具体记述非非堂建造的缘起、布局、用途和命名。

作为“记”来说，本部分的“堂”是记叙的主体，前半部分只不过是“故其堂以非非为名云”一句的提前注解而已。但从作者的写作目的说，亦即文章借这篇“记”所要表达的思想来说，它又不是重点。这正如司马光与“赤壁之战”一样，从历史角度看是写赤壁大战，但作者之所以写这次战争，是要通过这次战争总结经验教训供后人借鉴，故行文以战前各方力量对比、思想状况、战略得失为主，而战争本身却极简略地一笔带过。本篇的重点是在于表达作者的非非思想，不在于为堂画象立传，故对堂的记述也比较简略。

从“予居洛之明年”到“朝夕居其中”是后半部分的第一个层次，具体记叙非非堂的兴建缘起、房室构造、室外环境和室内陈设。内容丰富而文字精练，写得很有特色。一是剪裁得当，因为非非堂营建在“厅事”的“西偏”，故须叙“厅事”的整修; 但过多追叙“厅事”事，则又喧宾夺主，故用“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厅事”一笔带过。若读者仍对此有兴趣，尽可去看墙上卧碑，即作者的《河南府重修使院记》。省却了许多笔墨，使文章不枝不蔓，马上转入正文。二是写出非非堂的特色。“户北向，植丛竹”是写环境之幽，“辟户于其南，纳日月之光”是写室内之明，“设一几一榻”是写其简，“架书数百卷”是写其雅，无一闲文，各有功用，寥寥数笔，就把一个幽静、明亮、简朴而雅致的非非堂描绘出来了。三是景物描写紧紧围绕一个“静”字。堂在“厅事”西偏，是说其地之僻;“户北向”，且为丛竹所绕，则北门不为广纳宾客所设; 南窗仅为采光，则其南亦与外界隔绝; 室内仅一几一榻，别无琴棋古玩，则无扰乱性情之物;“架书数百卷”，便于独自潜心诵读;“朝夕居其中”，是摒弃干谒奉迎之事。凡此种种，都表现出非非堂是一个使心情安静且又“不为外物眩晃”之所，故下文生发出“以其静也”之句。

从“以其静也”到结尾，是后半部分的第二个层次，写作者在非非堂的主要活动和命名缘由。读这段文字，要注意两点。第一，本层次是全文的收束部分，前文已经大开，这里就要处处照应，以便将文气收束停当，“以其静也”是对非非堂记述的一个总结，也是下文叙述活动的原因，且与“其于静也”遥相呼应。“闭目澄心”，是照应“心静”;“览今照古”是照应“智识明”;“思虑无所不至焉”则与“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相呼应。“故其堂以非非为名云”则是对整个前半部分关于非非论述的收结。第二，叙述时利用了模糊语言的艺术效果。作者只说“览今照古”，览的什么今?照的什么古?“思虑”了什么? 前者作者避而不谈，后者则以“无所不至”含糊带过。实际这里边融注了极丰富的内容，隐括了极深刻的潜台词。对照前文与联系“故其堂以非非为名焉”，可知作者“览今照古”所“思虑”的乃是对“今”时之“非”予以“非”之，即对当今现实的不合理的事物给予严厉的批判和否定。这就决定了文章必须用抽象的、模糊的语言来叙述，“今”时之“非”，岂可胜言，若一具体，必连篇累牍，且贻漏万之累; 官场风波，尤宜慎重，若具体描写，必授人以柄。而使用模糊语言，既囊括无余，又不露痕迹;同时文章也显得简练自然，圆融无碍。

综上所述，这篇文章虽为记非非堂所写，但所要表达的思想则不在于让人们知道他建了个堂。中心思想应该是作者在记述营建非非堂和阐释命名含义的基础上，阐述了心情平静而不为客观事物干扰是认识判断事物是非条件的道理和不取“是是”而取“非非”作为处身行事的原因，表现了作者积极进取的批判改革精神。

这一思想在当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作者写此文时在宋仁宗明道元年，时北宋积贫积弱已历百年，外有北辽西夏之逼，内有水旱之灾，而土地兼并、宫寝修建、租税徭役，还在日益加紧地进行，这就更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引起广泛的农民起义。我们从后来作者所写的《准诏言事上书》中的“三事五弊”和《原弊》中对造成社会弊病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作者在居洛期间于非非堂中所思虑的是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这一阶段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为他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和自己日后政治改革主张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尽管当时社会已经呈现出十分危机的征象，但是执政者们却照旧生活靡乱，尸位素餐。官场中冗员充斥，“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人间，相师成风”(《与尹师鲁书》)，只知阿谀奉承而不敢争谏。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在这里否定“是是”而伸张“非非”的原因。因而本文是一篇对北宋社会现实具有很强针对性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