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 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逾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

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常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

庆历六年月日记。

《偃虹堤记》是作者为其政治上的同道滕宗谅所修偃虹堤写的碑记。欧阳修被贬滁州时所作。

偃虹堤位于洞庭湖中，长约千尺，隐然隆高，防灾御患，利商便民，是滕宗谅被贬岳州后的政绩之一。欧阳修以政治上同道者洞明练达之志及文学上改革主将的疏放自然之笔，阐明了偃虹堤建成的深远意义，歌颂了滕宗谅捍患兴利、深得民心的高尚品德。对他御敌于外，为民兴利于内的志向和才能深表赞赏，同时对当朝执政者不识人才，致使他功业未成，深表惋惜。本文手法新奇，别开生面。

全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以滕宗谅投书求记始，通过与投书者问答的对话形式，交代了偃虹堤建造的基本情况。一“问其作而名者”，答曰：“吾滕侯之所为也”;二“问其所以作之利害”，即问建堤有何实际效益，答曰，可使“舟之往来湖中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三“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答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即厚三十二尺，且越向上越狭窄，“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且“不逾期以成”;四“问其始作之谋”，即开始是怎样谋划的，答曰： 自州而上，多次反复，至于朝廷，始终不能改变滕公建议。由此可知，偃虹堤的兴建乃君子之作、利民之举，实在应该作记。

第二部分以议论为主，论述了凡“贤智之士”“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滕侯便是以一座偃虹堤，为百姓免除了天下最为凶险、不可测度的灾难，恩泽本州乃至于荆、潭、黔、蜀。紧接着，作者用“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一句将笔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想使这项利民工程建成后不被毁坏，必须要使后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从而点明滕侯之所以求记的良苦用心，也暗合作者必为之记的决心。

第三部分则着重从滕侯身上落笔。写他“志大材高，名闻当世”的本质; 写他“功未及就”，被贬岳州的遭遇; 写他“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的政绩。从而提出，滕侯虑熟谋审、事半功倍宜书;为利于民、目光长远宜书; 深得百姓感戴更宜书。于是，“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行文至此，戛然而止，似乎尚未“为之书”，实则早已“为之书”毕。笔法纯熟，浑然天成，令人读来叹为观止。

欧阳修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在文学创作方面一贯注重抒写在现实社会的生活经历，认为作品应该是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他评价别人的诗作曾说“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他自己的作品也正是如此。偃虹堤的兴建者滕宗谅于庆历四年 (1044) 被贬至岳州，到任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扩建古迹，修造湖堤，利商为民，颇得百姓拥戴。而本文作者欧阳修也恰于庆历四年被贬作滁州知州，尽管地僻事简，但年丰政通，兴利为民，于放情山水之时，不忘“醉能同其乐”之旨。联系他“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及“轻重时人”、“取信后世”的一贯主张，不难看出，这篇碑记不啻为为时、为世、为人而作，其间惺惺惜惺惺之意，英雄所见略同之感，郁积乎心，蕴蓄乎笔，而发乎文章，可谓自言志之文，自抒情之文，自鹰扬之文了。

正因为如此，作者所提倡的锤炼雕琢的高超笔法，就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这不仅表现于语言平易流畅、长于以情动人，更表现在巧妙的构思与匠心谋篇上。这篇碑记一反贯常写法，开头便采用新颖的对话形式，一步步引读者入境，以独特的形式交代了建堤的人物、目的、规模、效果，以简驭繁，免去了大段的铺陈叙事，而代之以凝炼的四问四答。紧接着，便是对建堤、作记这两件事相联系的议论，强调虑民之深、谋始之精为诸务之本。最后，颂扬滕侯功绩，指出“三宜书”的缘由。行文至此，读者以为碑记似乎刚要开头，往下再看却戛然煞尾，蓦然回首，方悟碑记内容早于从容之中慨然赋毕。称得上是跌宕多姿，层深而浑成了。

《偃虹堤记》与作者同时期作品《醉翁亭记》相映成趣。前者强调为民捍患兴利之本，后者则宏扬为官与民同乐之喜; 前者是从容质疑后的水到渠成，后者是醉眼朦胧中的陶然自娱。但是，在表达作者政治理想方面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草木无情，有时飘零;志高博学而谪，岂能不慨然而赋?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赞赏杨忆“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这样的话，用来评价《偃虹堤记》，也庶可合契。宋初的散文，多承袭晚唐五代遗风，追求堆砌词藻典故，追求形式华丽，而思想内容却很空虚。宋仁宗时，伴随政治上的改革运动，也兴起了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是这场运动的主将与代表，他的作品在先秦、两汉、唐代散文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和提高，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采、艺术性也卓然超群。就在此时，维护范仲淹革新的欧阳修被贬，与范仲淹共御西北的滕宗谅被贬……。政治革新运动受到了挫折，却更加促进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深入开展。他们以自身的经历、深刻的认识进一步丰富了文章的内容。范仲淹政治改革虽然失败，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与情操却依然成为他们这些政治上同道者的特操，并不绝如缕地表现在一系列的碑记、游记类散文中。于是聚集起一大批优秀的散文家，欧阳修堪称佼佼者。由于“退守一州”、“无所用心”，就有条件评点古人、褒贬当代，探索文学创作的规律，进行诗文改革的实践。《六一诗话》便是欧阳修“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的”。所以，《偃虹堤记》一文除切合当时社会生活实际，奖掖当时的仁智之士滕宗谅，兼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之外，在选材、剪裁上具有高超的艺术性。缓缓写来，却笔力千钧;疏放冲淡，又有条不率。首为“愿有所记”始，尾作“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止，而首尾均以有关建堤的问答和作记原因的议论为心腹，气贯全体而又顿挫抑扬有致。这种寓变化于整齐的从容风度，全靠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了。在语言方面，本文也不落华丽堆砌的窠臼，而以质朴清新的高格取胜。语虽浅近，却得前人所未道。正如姜白石所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欧阳修以自己独到的诗文创作理论和认真、严谨的创作实践，显示着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实绩。《偃虹堤记》便是一斑。